正月初二全家搭出租车回家，开车的是一个邻家的小伙子，十七八岁的样子，因为与他的父母熟悉，自然言谈要多些，问及他的生意如何，小伙子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说起了乡村的变化，他家里的情况。它在自己的家里开了赌场，专门召集城里的闲散人员赌博，不光收场子费，到了夜间，还会开车送那些赢家回城吃宵夜、进红灯区等等，乘机大捞外财。他说话的声音高亢，表情自豪，如打机关枪一样的容不得别人插进话来。我们自然只有倾听的份。只是没想到最后他竟说：“你们这些上学出去的人，辛辛苦苦吃上了国家饭，一天到晚看别人的脸色，也挣不了几个钱，肯定没有我们来钱快吧？”我和老公正不知如何回答，愤怒的女儿已经拉开了车门要提前下车，我明白孩子简单的爱憎，只好全家都提前下车了。
中午在大哥家里吃过饭，太阳暖暖地照着，女儿要到后面的山上玩，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想带她看我小时候的学校，孩子也欣然同意了。在通往学校的路上，我遇见了小学时的同学，他穿着崭新的衣服，叼着香烟，优哉游哉地走在村里的水泥路上，我开玩笑地问他：“这几天闲了？看你的背影还以为是个哲学家呢，想啥大问题哩？”他腼腆地一笑，忧伤地说：“我们这些人，还想啥大问题里，过年有肉吃就是最大的满足了。”看他的脸，加上头顶耀眼的白发，竟是春节喜气也掩盖不住的沧桑，我记得他只大我一岁，可眼前的模样，猛一看，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头。我问他头发怎么白的这么厉害，他说为了打工时不被人误认为年龄大，一直h油着呢，可是头皮过敏难受，想着放假的几天里不用伪装，可是外出打工的女儿带回了男朋友，嫌他难看不让在家，此刻他就是被女儿赶出来的。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酸酸的，不知用什么言语安慰她，只好匆匆告别继续往前走。
来到学校门前，大门紧锁着，操场上杂草丛生，样子很是破败，在离学校很近的人家门前的躺椅上，坐着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婆婆，她正眯着眼睛享受着独处的清闲，女儿走累了想歇一会，我们决定在她家门前停一会，于是就坐到了她跟前。她热情地拿出了瓜子、糖、麻花等招待我们，老人步履稳健，说话柔和，叫人感觉很是亲切。我们说话间，从她家房子里出来了六七个男女孩子，女的个个面无人色口红如血，头发染了一缕一缕的红和黄，干涩如秋天的落叶；男的则一律穿着牛仔裤，绷紧的屁股夸张地扭着，粗鲁的言语声嘶力竭，暴露出干涩苍白的内心。
我知道，他们是无所事事的一群人，大多数已经出远门打工去了，有的因外出改变了命运，可以彻底地离开乡村。赋闲在家的断章取义地领会着时尚，却总是具有东施效颦的效果，夜晚常常呼朋唤友赌钱打牌，以此与自己寂寞无聊的人生做着不息的抵抗与耗费。在外赚了钱的拆了昔日的土房，盖起了张扬的小洋楼。他们因为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灯红酒绿、作奸犯科、甚至贪污腐化，心里已不再有明确的忠和奸，是与非。他们开始质疑父母从小的教化和少得可怜的书本知识，用嘲笑别人来掩盖自己虚弱的内心，甚至蠢蠢欲动地想钻法律的空子，梦想着通过捷径达到人生的理想状态。
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我的同龄人，回想三十年前我们简单贫穷而又快乐充实的童年，那时的故乡，到处是草的踪迹，村庄的瓦房质朴而温暖，夏日的麦浪、秋天成熟的玉米地招人喜爱，路遇陌生人时亲人般的嘘寒问暖。而如今，水泥路、小洋楼比比皆是，可为什么，丰衣足食的故乡，叫我看见的却都是荒芜？ （作者系商洛公路局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