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小溪吧？”我带上幼儿园的儿子第一次去渭河玩沙时他问我。小溪，大河，我不清楚刚识字的孩子怎能天真地“指河为溪”。在孩子开心地围着沙堆垒沙城时，我独自踩着河石，趟过蒿草走向河床深处。血色的残阳倒映在河床低洼处，在浑浊的水中晃荡着，晃得人眼晕心烦。上、下游不远处都有挖掘机在轰鸣着、旋转着，挥动着贪婪的铲斗，“拖沙带水”的往重型大卡车中倾倒砂石，一辆满载而去，一辆紧接又来，在河床上碾出的“专道”上颠簸往来。旋转铲挖的机械俨然张牙舞爪的“怪兽”，站立在蒿草没膝、乱石裸露，浑水“溪流”的河床之央，不，干涸的洼地之央。我甚至感觉自己就像被涸泽后的一条鱼，连呼吸都困难了。
渭河，如同黄河之于中华民族，让关中儿女引以为豪。公元前647年，秦穆公由雍（凤翔）顺渭河而下，经黄河向遭灾荒的晋国运送粮食的百舸争流；楚汉争霸中，萧何粮草船队帆船点点沿渭河、黄河顺流而下到荥阳的壮观；还会听到东汉刘秀征战陇西前，逆渭河运送物资到陈仓，舟楫逆流而上的号子声……但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泛黄的纸页已承载不起陇西人“东走西安轻荡舟”的诗情画意；承载不起唐诗中“秦地有吴舟，千樯渭曲头”的繁忙兴旺；更承载不起渭河那千帆竞发的壮丽景观。不信，你去那渭河南岸、秦岭北麓一个叫斜峪关的村子去打问一下，除过老辈人或多或少还能说出宋代这里曾是关中造船业的巨无霸，出过不少能工巧匠，年轻后生又有几个知道呢？
在试图走出故纸堆，捕捉渭河那些鲜活的面孔时，我费尽周折找到了从小光着脚丫在渭河边长大、14岁就在村头渡口摆渡的老艄公――蔡家坡镇水寨村杨秋善老人。年逾古稀的杨老汉听说是打问摆渡的事儿，起身就离开牌桌说：“你可打问对人了，当年摆渡的人已经不多了”。从老人的述说中，我也似乎看到了五六十年前的渭河真容颜：二三里宽的河面水雾缥渺，浩浩荡荡的渭水似不羁的野马随性地翻滚着、咆哮着东流去。一艘长近四丈、宽近二丈的虎头大船载着六七十号人和牲口，在船“把式”掌舵下，在八九个“船工”用力撑槁下，劈波斩浪横渡渭河的情景。
“1954年前后涨河水，专区（今宝鸡市）公安去太白（县）查案子，从上游‘放船’过不去，最后绕道从咱渡口硬是给‘放’过去了。”提起五十多年前那次“放船”，杨老汉仍记忆犹新。平日里只要渡口聚上七八个、十来个人，就轻轻松松地“放船”了，用的艄公也少，而逢洪水期就船收人歇了。当年摆渡的老虎船是由村上三家“大户人家”掌柜的出资修造的，村民可以入股，年底按“船份”分红，船家对渡口方圆两岸渡河的乡亲是不收船资的，只要交些柴火、稻草就权作船资了。说到这，老人直感慨那个年月人的厚道：连日里涨大水后为了“放船”，先要将船逆流拉纤至上游，再顺流斜着向下游的河对岸划上七八里、十几里地，才能安全抵岸，途中难免踩踏沿岸即将收成的田禾，但很少有人计较。
“船是母老虎，狼鬼不上船”。从老人的口里，我知道了那些年渭河经常“折人”，每年涨大水都会从上游吹下来“淹死鬼”，河滩的邪气很重，夜间守船的艄公们就寸步不离渡船，对种种诡异之事视而不见，以防邪气侵入、冤鬼叫魂溺毙水中。想来，这迷信的说法其实不正是告诫人要坚守底线，耐得住诱惑吗？艄公们每年待入冬前河水小了就“收船”，再在河上架木桥供人过往，直到来年开春，赶在上游“消冰”前拆掉，又摆渡行船。那些年陆路交通不便，常有下游的人在南山中购得木料后，趁冬季渭河水流平缓，将木料结成排筏沿河“放木筏”，每到一个渡口前再解开，待钻过了木桥，再结成“木筏”一路顺水东流到目的地，引得男女老少到渡口木桥上去看热闹，场面很是壮观。
“放船”这个古老的职业，随着1970年前后蔡（家坡）――高（店）大桥通车，也就寿终正寝，曾经虎虎生威的老虎船孤零零地搁浅在荒芜的河滩。撑槁也被丢进了柴火堆。而今“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渭河”的古河道，那些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渡口水运繁忙兴旺的景象，也只有从文献记载中去寻觅，或是从临潼段河道中挖掘出的那堆古船残骸中去复原了。那长短薄厚不一的腐木板，那锈迹斑斑的四棱锥形船钉，还有残碎的瓷片、大块的煤炭，莫不将人的思绪带到一个风紧浪急、桅杆将倾、人嘶鬼泣的沉船前的悲壮场面中去。也不知在那艘将倾的古船上是否上演过“宋版”或“明版”的“泰坦尼克号”？
“渭河流哪去了？”儿子问我。我说“黄河”，他又问“黄河流哪去了？”，我说“大海”，他又追问。我烦了说：“黄海、渤海、太平洋、大西洋……”他便突发奇想要叠只船漂到太平洋去，并用捡来的烟盒纸叠成小小“彩船”，兴高采烈地放入那“溪流”大河中去。
望着“彩船”渐渐从眼前消失，我对儿子说：“记住，渭河是条大河，是条能划大帆船的大河，你等着坐船去看大海，去看太平洋吧！”（作者供职于省高速集团宝鸡管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