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白家爷还活着，他该是高寿了。
我曾设想过很多与白家爷相逢的细节和情景，可那只能是存在于心底的愿望。痛苦是另一种假设的存在，这是人生在世面临的无可奈何。
至今，我连白家爷的大名都不知道，可他最疼我。
小时候，父亲在耀县高家村中心小学教书，回不了家，母亲在卫生院上班，忙不过来，在白家村找到白家爷帮着带我，附带条件是母亲从每月33元的微薄工资中需要挤出10元作为抚养费。从此，我的记忆里抹不去白家村和我的白家爷一家，他们的淳朴善良、浓浓的亲情令我感怀至今。
白家爷其实年龄并不大，也就约摸40岁上下，论年龄和辈份， 我该把他叫爷，后来就习惯叫成了白家爷。我吃住都在白家爷家，一家人喊我“永娃”，直到今天。事实上，我成了白家的一口人了。
初二历来是去舅家肖家村拜年，从县城到肖家村经过白家村，那里还有我的下高埝乡小学和中学。学校紧挨着白家村，东西方向的大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现在下高埝中学已改名景丰中学，门前的涝池 早被填平，白家爷家的老窑洞也已不复当年，几排新式的青砖白瓦三层小楼错落有致的立在了上面。岁月更替，一转眼间30多年擦身而过。白家爷去世已有20年了，顿时一股悲沧涌上心头 ，往事一幕幕心头浮现。
白家爷早年行伍出身，饭量大、身体好，勤快干净，庄稼活样样精通，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白家爷脾气倔，总怕日子过不到人前去，可是再勤快能干，庄稼人子女多又没有多余的经济来源，家境日渐式微，生活过得窘迫起来。
1983年，我初到白家爷家，母亲后来回忆，白家爷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连一个竹蘼子电壶都没有。白家爷一辈子不服人，如今日子过得不如了旁人，有时打骂儿女，白家婆爱孩子，总是袒护着儿女，和白家爷吵架。吵架开始多了起来，常为一些言语不和闹得不可开交，但无论怎么吵，他们对我却是事事顺着我的性子。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小时候调皮，白家爷疼我，很是花了些时间照看我。有时候，他担着水时，竟然还抱着我。他老父亲去世，怕我走丢，他一直拉着我的手。倘若谁要说我“不是”，他会很认真的跟人理论一番。有时候想，我那可怜的、仅存的优越感该是从白家爷哪里娇惯来的吧。
白家爷最终还是被不如意和如意的子女们遗忘了。
白家爷育有两儿两女。民叔排行老大，从小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左手有了残疾，干不了重体力活，在农村，找媳妇就遇到了麻烦，后来就寻的媳妇脑子不太好。这个媳妇吃饭夹菜都要白家婆来教，时间不长就离了婚，也没留下孩子。离婚后民叔心退了下来，常带着我去别人家东游西转，也不好好找个营生。该是给这个家撑门立户的时刻，成了闲人一个。也难怪白家爷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平娃叔当过志愿兵又学了开车，复员后买了个解放车拉煤搞运输，挣了些钱却光顾自己的小家，偶尔给白家婆一点零花钱贴补家用，也不照顾民叔和白家爷。
会玲姨是四个子女中最懂事的。我到白家时她已出嫁。生了三个女孩，后面又添了一个男孩。日子也紧张起来，照顾不上娘家。
玲娃姨排行老幺。模样虽长得俊俏，初中没毕业就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后来嫁的女婿，人长得光鲜，婚后才发现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因盗窃被关了号子。玲娃姨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日子过得不容易。更别说照顾白家爷了。地里的农活都是白家爷帮着干了。
常年累月的劳累，白家爷后来得了脑血栓。母亲工作调到中医院后，白家爷住过一次院。母亲给白家爷织了一件毛衣。
白家爷的脑血栓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晚年过得很不幸福，脾气开始古怪，多疑起来，愈发固执，无端生气发火，和子女相处得不融洽。
悲剧发生在1995年的冬天，白家爷在混乱的心理阴影下，不堪忍受周围人嫌弃的目光，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无法平复的傻事，在后院的牛棚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到白家爷坟上烧纸，买了一瓶烧酒和一包烟，自言自语地说了一些胡话。
日后断断续续听别人说白家爷患病期间家里人对他态度不好，而白家爷这种病却万不能生气。再后来，没几年，白家婆也过世了。民叔后来出了车祸亡故，平娃叔钱挣多了在村里胡来，会玲姨家姨夫得了肝炎去世了。
白家爷至死也没想明白自己的日子为什么过得不如意。
在白家村，我的童年无忧无虑，充满了欢快和温馨。时常在梦里，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狂奔，也不知道往哪里跑。白家爷家门前的柿子树还是那么熟悉，推门进去，白家爷还坐在炕沿抽旱烟，一看到我进来腾的站到地上喊了句“我永娃来了”，白家婆中午肯定会一边包豆腐饺子，嘴里还念念叨叨说给我娃没啥好吃的。
红丽推醒我，又做梦了。手一抹，脸上湿漉漉的，竟是泪水长流。
 （作者供职于陕西路桥路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