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始料未及的是，这么一场灾难，却引发了一些中国人抢购食盐的风潮。原因是，这些人认为，核灾难污染了海水，今后海盐供应肯定不足，就是有供应也让人无法放心，先下手为强，多买点儿好盐放在家里慢慢吃吧！想法和做法都蠢的可以，不足为训，也难怪他们被人调侃为“盐荒子孙”。但换个角度来审视，从中亦可得知，盐在人类的生活中，是怎样的须臾不可离缺。
人类食用的盐，根据原料的不同，可分为海盐、井盐、湖盐、岩盐四种，其中后两种，亦称池盐和矿盐。在井盐中，四川自贡的自流井（盐井凿成后，卤水即自行喷出，故名）天下闻名。在这座城市的自流井老街，你可以和如下一些对联不期而遇――
人间美味皆从卤出；天下盐泉唯我自流。
钻井、提卤、制盐，智术藏天地；裕民、兴家、利国、仁风话古今。
盐船竞渡济天下；古井自流甲蜀中。
天车立地，深井提捞，创业创新，托起千年文化；地火照地，浅锅煎煮，济世济民，绵延百代风流。
细细品读，千年盐都自贡的悠久历史和不朽业绩，皆了然于胸矣！
来到自贡访盐，尽管行色匆匆，却也知道了一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历史上先后两次“川盐济楚”，就让人感慨良多。
第一次“川盐济楚”，发生在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以后。这一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食盐不能上运湖北、湖南，盐税更是无法征收，国计民生大受影响，咸丰皇帝寝食难安。正是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上千年来一直在四川及西南周边地区经营的自贡井盐，在官方优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进入了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时26年的“川盐济楚”，对川盐的发展影响深远，自贡抓住了这个千年一遇的大好机遇，大辟井灶，广设盐场，井盐产量猛增，“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到清末，作为“千年盐都”的自贡，已经闻名全国，被誉为“川省精华之地，富庶甲于蜀中”。
第二次“川盐济楚”，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不仅控制了中国大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整个抗战期间，以自贡为主要产区的川盐，成为供应全国军需民用的主要来源，用四川人的话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他们，承担起了“天下盐，天下粮”重任。附带多说几句，最近几年，我曾前后两次去位于成都市治下的大邑县安仁镇造访，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川军馆是我最认真参观的几个馆之一，从中得知八年抗战期间，除过刘湘上将率领30万川军出川御敌外，国民政府还每年在四川征兵40万。两者相加共350万，占到参战中国军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至于八年里上缴的盐税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更是不言自明之事。出盐、出粮、出钱，特别是奉献出数以百万计的四川汉子的血肉之躯――四川人的如上不朽功勋，理应彪炳史册。
说过了自贡盐，再来说陕西人。
自贡盐业长达一千多年的生产历史，造就了同样悠久的食盐销售历史，以自贡为中心的盐运古道由此形成、发展。这条盐运古道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共同组成了我国大西南重要的贸易通道。
自贡盐运古道通达黔、湘、鄂、滇四个省份，共计四条主要线路。 在这四条线路的共同起点自贡，有一个至今保存完好的宏伟建筑西秦会馆。有意思的是，在四条路线的许多要冲之地，也有着当年由陕西盐商建造的这种会馆，只不过名称五花八门，比如叙永的春秋祠、毕节的陕西庙、龚滩的西秦会馆、云安的陕西牮楼、昭通的陕西庙等；当年陕西商人在川盐运销领域里的显赫业绩，由此即可窥得一斑。
至于数量可观的陕西人入川经商的缘由，则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得到较为广泛认可的说法是：西安乃十三朝古都，陕西人也素以汉唐正统自居，但宋、元、明以来，曾经辉煌过的陕西逐渐衰落并时常爆发饥荒，加上贪官污吏的肆意搜刮、盘剥，终于在明末爆发了李自成起义。清兵入关之后，仍将陕地视为边省，严厉统治，经济发展停滞，引起陕西人的极大不满。加之直到清顺治年间，川南一带仍属南明所辖，掌权者也多为李自成旧部。所以陕西人来四川谋求发展，就有着通过经商蓄积力量，进而倒满扶汉的政治诉求。前面提到的那些陕商会馆所供奉的主神，大都为扶汉的关羽（据说，也有供奉药王孙思邈的），原因即在于此。
能为这种说法提供佐证的，还有这样一副对联，醒目镌刻在自贡西秦会馆里一处阁檐石柱上――
钦祟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
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
联语表面赞扬关羽的忠义气节，实乃一语双关，寓意深长。首先，只称“有唐、有宋、有元、有明”，独不言“有清”，并强调“其心实唯知有汉”，倒满扶汉之志，跃然联上矣！再者，此联用鹤顶格嵌“徽钦”二字，显然是借北宋末年徽、钦二帝被异族金人俘虏的旧事，提醒汉人莫忘亡国之恨，用心可谓良苦。而联尾公然嵌“汉臣”二字，这在文网严密、文字狱大兴的清代，当事者需要具有怎样的胸襟抱负和何等的无畏胆略！联想到乾隆十七年建馆碑文中“建安未造，炎纲解纽，昭烈帝以王室一线，陪困西川，不遇云龙，何以为首”“我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等掷地有声的话语，以及会馆里戏台装饰中秦腔剧目“苏武牧羊”演出场面的木雕，当年那些在自贡发了财的陕西盐商绝非仅仅是逐利之徒的动人形象，还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称陕西盐商“绝非仅仅是逐利之徒”，并不是说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不追逐利润；毕竟，将本求利、甚或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商人的立身之本、发展之道。然而，明、清时期远走他乡，在比陕西更为偏远、且人生地不熟的川盐古道上艰苦跋涉、谋利赚钱，谈何容易！所幸的是，这一批盐商中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有着较高的商业智慧，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较为先进的商业文化，加之陕西人强悍、忘死轻生的素质优势，才得以在崎岖蜿蜒、危机四伏的川盐古道上大获成功。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如是评价陕西商人：“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求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这里所说的“君子之风”，从至今不曾被当地人忘却的陕西盐商乐于参与慈善活动、积极捐资助学的诸多善行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在“千年盐都”自贡，在从自贡通向四面八方的盐运古道上，陕西商人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是陕西人永远的荣光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