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十七岁从老家独自到新疆寻找他的堂哥，应该是一百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没有火車也少汽車，千里迢迢，他是怎么走的？无法想象。为找堂哥，父亲在北疆阿尔泰一带流浪，挖过煤，伐过木，在俄国人开的金矿上当苦力。后来到了八音沟给一个叫斯尕尕的哈萨克巴爷大牧主放牧牛羊，当时，那地方流行一种传染病，当地叫骚头，即头上长疮流脓脱头发，又臭又脏，没人幸免，连斯尕尕两个漂亮的女儿也是，父亲得上后痛痒难忍，他在放牧时把头浸泡在一处烂泥潭里蹭痒，太阳一晒，感觉很舒服，再蹭再晒，几个月后，头上结痂还长出了新发，父亲就用这无意中得到的土法子治好了全沟人的病。斯尕尕和她的女儿把父亲当成恩人，把一群牛羊赠给了父亲。
经历了20多年的风霜雪雨，快40岁的父亲找到了堂哥。在堂哥的撮合下，娶了17岁的母亲，在当时的迪化落户安家开办了大染坊，雇着十多个工人，不分上下，都在一口大锅里吃饭，日子红红火火。母亲年年生养，我有了三个哥哥，二哥过继给了不能生育的二姨妈。大概在我不满一岁时，因为全彊闹匪患，百姓跑反逃命，父亲带着全家到了兰州，定居甘家巷二号院，还在西关十字开办了一家杂货店，吃的用的样样都有。我只记得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叫兰香，父亲总揣在怀里，可两岁时夭折了，接着大哥也得了不治之症，四处求医，用尽各种办法都没用，成了残疾，这是让父亲最伤心的日子。
在兰州居住六年，正值抗日后内战，天天都要钻防空洞。不知何故，父亲一夜倾家荡产，还欠了债。新疆一解放，全家又搭乘朋友的汽车回到乌鲁木齐，寄居在亲戚家，用母亲仅剩的一只金手镯换了一辆板车，父亲靠拉板车维持全家生计，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背着弟弟到东山给铺路砸石头挣钱贴补家里，一天最多能挣五角钱，她的手上从来都是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她夸耀说自己一天砸的石头比男人砸的还多。
那时，父亲五十多岁，满头白发，拉车格外吃力，尤其冬天下雪结冰。在街上碰到了我就帮着推车，有同学就躲起来，是一种少年的虚荣，父亲从不怪罪，只有叹息。记得有一次，父亲到城墙根拉黄土，我跟着去了，正装土，忽然父亲大叫一声，快跑！父亲在后面猛推我一把，好像一阵风，接着半边城墙塌了，板车被埋了，我逃过一劫。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把遇险告诉母亲。一九五六年，父亲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铁厂沟落户，他说，三十二行，庄家为王。他把小学六年级的我和哥哥安排在亲戚家暂住，半年后，我和哥哥都考上了市上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男一中。第一个署假我回到了铁厂沟的家，那儿离乌鲁木齐一百多里，走山路只有七十里，步行一天就到了。家是一间孤零零的小土屋，柳门破窗，没有围墙，敞开在荒山坡上，据说是被打倒的地主住过的。屋檐下有筑巢的一对燕子，自来自去，添补了荒野许多生机。吃水要到沟底的小河里去挑，日子淡谈的艰辛，也还安稳。母亲说，父亲到农村头一年就被评为劳动模范，县上发奖是一个塘瓷脸盆，父亲当婚礼送给了曾经的邻居。快开学了，父亲没日没夜把从山里砍来的藤条编成筐，借来一头毛驴驮上筐送我回学校。在市郊西河埧市场站了一整天，只卖掉两个筐，得了八角钱，父亲满脸的失落。眼见天要黑了，父亲在饭店里买了三个肉包子塞在我手里，他自己掏出一个干馍，要了一碗面汤蹲在墙角吃，我的眼泪由不得地漱漱地流，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情。到了校门口，父亲又把剩下的几角钱塞进我口袋。他要连夜赶回去，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揪成一团，怎舍得他走，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报答父亲。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哥哥当了兵，我上了兰州大学，不但没有分担父亲的压力还让他时时记掛着在外的我们。
父亲言语少，家里的大小事都自己默默承担。这么多年，一块巴掌大的自留地，让父亲经营得使全家度过了饥饿的年代。就是在我们有了工资后，他也从未张过口，还把种的士豆萝卜带给我们。我们主动给他钱他也不要，说他没地方花。
一九七一年，哥哥转业到昌吉电线厂，我从部队农场受再教育后被分配到独山子石油运输公司，母亲跟着已结婚的我，哥哥把父亲接到昌吉，父亲突然一病不起，诊断为膀胱癌，他坚决不住医院，打针吃药不管用，不到两个月，人只剩了几十斤重，他忍痛不吭一声，没有留下一句话。床头墙上满是他指头抠出的血印，我想这是父亲留下的最后疼痛思考和遗嘱，他普通的一生是用血性撑起的，有失落，有遗憾，而更多的是无悔！
父亲去世后，村里人都来还钱，才知道父亲生前把自己的钱全散给了村里人。如今后悔，本该能为父母做得更好，却没做到，便是不孝！
一九八二年，我任《长安》文学月利主编，八九年离开西安漂泊在海南，这时候我似乎品尝到一点流浪的滋味，是孤独的自由，是亲情的远离，是伤口的自愈，更是看不到希望的希望投奔！
我决心写出父亲，便有了我的长篇小说《流浪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