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省交通作协副主席刘峰转给我一篇文章，说是从北京返乡的著名作家、评论家阎纲写了一篇关于公路建设的文章，希望在《陕西公路》杂志上予以刊登。阎纲，我是久闻大名，知道他曾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化部。主编和参编的报刊有《人民文学》《文艺报》《小说选刊》《评论选刊》等，刊登他的文章对于《陕西公路》杂志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在当月杂志已经校对完毕，即将交付印刷时，调整了版面，将其增加了上去。
几天后，我突然收到阎纲先生亲自从礼泉寄来的一副书法作品，落款：书赠力民先生，九十翁阎纲。我异常感动。又过了一段时间，礼泉县原交通局长刘建新给我带来一本阎纲先生的新作《我还活着》，扉页上写道：朴实先生，人生体验，写作经验，送上指正留念，九十岁阎纲。看着潇洒刚毅的书法和谦和朴实的题字，我着实感动了。一个温文尔雅、满腹经纶、谦虚慈祥、礼贤下士的老者形象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其实对阎纲先生，我并不是非常了解，只是在网络上得知是个文化名人，大咖级人物。我立刻打开新书，仔细翻阅起来，不知不觉一个上午过去了。看了不到一半，我已惊讶、佩服得五体投地。丁玲、柳青、王蒙、吴冠中、蒋子龙、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雷抒雁、高建群等等一连串耳熟能详、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竟然都和他有深厚的交际往来。先生的文字，“老辣、简约、有风趣，纯情、传神、带温度”。阅读中，时而让我忍俊不禁，时而令我潸然泪下。先生身居文学殿堂之顶端，为人、为文都是我们的标杆。他在书的扉页写道：“活就活个明白，说人话，做人事。年齿九十，该拉秧了，回望一生，敬畏先贤，臧否人物，仰慕血写的人，感恩图报，终老于九嵕山下。”回到家乡后，他并没有闲着，以九旬高龄，患病之躯，编成了一本《礼泉作家记盛》，出版了《我还活着》，为年轻作家指点迷津，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这样无私、谦和、功成名就的文化前辈，给我这个从政很平庸，从文不著名的业余作家，又是赠字又是赠书，实在是把我放到了十八两的秤上。
立秋后的一天，我约了好友省美协党组书记吕峻涛，带上我的几部长篇小说，一同前往礼泉，决定拜见先生。但能否见面，心里没底。到礼泉时，已经中午十二点了，朋友刘建新安排我们在路边一个茶社坐定后，我便提出想拜访一下先生，并叮嘱最多三五分钟时间，以免打扰先生休息。建新立刻出门电话联系，几分钟后，他说：“阎纲先生马上过来见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们要拜见先生，去他那里才合适呀！”说话间，先生进门了，我们立刻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先生说：“欢迎你们来礼泉，在哪里吃饭？”建新说：“在这里吃，你吃了没？”先生掏出一个饭卡说：“刚刚在食堂吃过了。”为了不影响先生休息，我拿出三部长篇小说，签名后送给先生，并说：“我送你几本书，就是为了见你一面，了个心愿，字太小，伤眼睛，想了解就在喜马拉雅网站上听。”先生接过书，一本本翻阅，拿起《我不欠你的》说：“我不欠你的，这个书名起得好。”又拿起《扶生》说：“为什么叫扶生？”我解释说：“明朝哲学家刘伯温说‘医者以救死扶生为功’，就取了其中的‘扶生’两个字。”先生说，那就是写医疗方面的事情。我说是器官移植的故事。见先生认真地谈起了这几本书，我实在不忍心让他为此劳心费神，便说：“你最不缺的是书，带回去垫脚也行，扔到废书堆里也行……”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打断我的话说：“供起来也行！”我连忙说：“不敢，不敢。”先生说：“人初次见面都带着面具，和你说话，很坦诚、很高兴，我们都是卸掉面具说实话的人。”接着便和我像拉家常一样，聊人生，聊长寿，聊胖瘦……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刘建新说：“吃饭吧，让阎老休息！”我这才从恍然中清醒，一看表，一点了，于是立刻终止了谈话。
依依不舍地送先生出门，望着他远去的身影，突然想起达尔文的一句话：生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厚，思想一刻也没有停歇过。他曾说过：“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有干不完的事，心无旁骛，没有功夫叹息！”在耄耋之年自京返乡归故里，依然关心文学，扶持新人，岂有不长寿之理？对比先生，自惭形秽，在先生面前，我辈虽无才，但我辈真的不算老，且不可倚老卖老，而是应需努力，以追赶和靠近先生做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