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一家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叫做《黄芩》的短篇小说，陈忠实老师看过后对我说，小说写得不错。他边说边和我一块儿上楼梯。他回过头来，哈哈一笑：没想到，你年轻时还那么浪漫。我说，那都是虚构的。陈老师“噢”了一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那时候，我是“狗崽子”，即使小心翼翼地做人，也有招祸的可能。况且，常常是吃了这一顿就愁那一顿。我不敢、也不可能浪漫。黄芩的故事确实有点浪漫，《黄芩》是写一个叫做黄芩的女孩儿和一个小年轻人――“我”的爱情的，小说中的情节是虚构的。可是，黄芩这个山里的女孩儿有其原形。
1968年，我初中毕业了，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回乡当了农民。那时候，生产队在村子后面的山里有一处山庄，山庄在一个叫做桃花山的地方。生产队长常常派我去桃花山犁地、播种、收割。在山庄的院子里，只有一户张姓人家，这户人家四口人，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丈夫是招赘的湖北人。女人的前夫留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叫得得，十三四岁，女儿叫红艳，八九岁的样子。我的小说中的黄芩就脱胎于红艳。
我第一次进山是在二三月间，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崖畔上、院畔下桃花的香气蜜蜂一样嗡嗡地飞，落在院子里的花瓣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我和外号叫做“粮子”的老汉正从架子上卸面和铺盖，抬眼一看，架子车旁边站着一个女孩儿，她细溜溜的个子，头发乱蓬蓬的，没有色泽，跟干枯的山柴差不多。她长这么大，大概没有洗过头发。“粮子”老汉手一挥说，去去去，这有啥看头？红艳，你去窑里看，老姚（红艳的后爸）和你娘干啥哩？“粮子”老汉不怀好意地笑了，红艳骂了一声：死老汉。转身跑到院畔去了。
我在山里时间长了，也就和红艳混熟了。我去坡里放牛，她跟着我；我去半沟里挑水，她跟着我；我提上镰刀去割柴，她还是跟着我。红艳一进坡地，就采花，火红的山丹丹，雪白的百合，紫红的黄芩，采了一大把。当我坐在坡地里的时候，她就爬上我的脊背，向我的领口里、头发上插花。她一看，我被花装扮的样子，弯下腰笑，搂住肚子笑。她的笑声像满坡的青草把我那荒芜的心田染绿了，因为有这个小女孩儿在身边，山里单调、苦闷、沉重的劳动变得有了点情趣。八九岁的孩子，本该坐在教室里听课，做作业，而红艳却把学习的岁月抛撒在了坡地里，遗落在山路上了。我说，红艳，我教你识字学习吧。她摇摇头，表示不。夏收过后的一天，我去泉里挑水，红艳和往常一样，跟着我到了半山腰里的泉水边，我拽住她，用铁马勺舀着泉里的清水，给她洗了头发。洗毕，她蹲在泉水边，在水里照了照自己，站起来，双手刨了刨头发说：头发一洗，真光。过几天，你给我再洗。我说：行。可是，我再也没有给她洗过。
我每年都要到桃花山去劳动几个月。山肥了，山瘦了，满院子里的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红艳在我的眼睛里长高了，有了胸脯，有了臀。十四五岁的红艳已经成为生产队里的一名好劳力了，她每天跟着后爸和哥哥上地劳动。回来的时候，不是笼子里提着给猪拔的草，就是腋下挟几把柴火。她穿一身灰色的衣服，脸蛋儿也粗糙了，看起来就不像个女孩儿，更像一个妇人。
有一天，我卸了犁去坡地里放牛，正好和红艳吆的几头牛到了一处草坡，只见红艳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坡里，我喊了一声红艳，我说，你不操心，叫牛跑到玉米地里去了。她坐起来说，我没睡着，我灵醒着哩。我说，你不看牛，睡在坡里看啥哩。她说，看天上的云。天上的云不知道被谁赶着，跑那么快。我看看红艳，她确实长成一个大姑娘了，有了大人的心思。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再没有进过山，也没有见到过红艳。
有一年，我从西安回到老家岐山，在村子后面小路上突然碰见了红艳，她的目光瓷瓷的，不错眼地看着我，我说：红艳，你还认得我吗？你咋在这里？她说：听说你在省城里做大官了？我一笑：没有那回事。红艳说：能给我十块钱吗？我一愣，说：行啊。我掏出了十块钱给了她。她接过去钱，看也没有看就装进了衣服口袋里，再也没有说一句话，扭头就走了。
回到家，我提起红艳。母亲才告诉我，红艳嫁给我们村的焕焕了。母亲说，红艳已经离过两次婚。她的神经好像不正常，差一窍，现在成了个八九成人。母亲叹息了一声：这女孩儿怪可怜的。从母亲的口中我得知，红艳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被山里的一个男人压倒在草坡上了。肚子大了，和那个男人结了婚。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大她二十岁的男人。再后来，红艳和那男人离了婚，改嫁到我们村了。我们村的焕焕是半个残疾人。
今年春节回到故乡，我又碰见了多年不见的红艳。她已人到中年（大概有四十五六岁了）。我老远看见她腋下夹一卷旧报纸和纸箱片，她弯下腰捡拾有人扔在街道外边的旧瓶子。我走到她跟前去，叫了一声红艳，她没有吭声，用一根树枝在一堆垃圾中刨动。我说，红艳，你的日子过得咋样？她还是没吭声，抬起头来，狠狠地挖了我一眼，提着那根树枝走出了街道。我看着她远去的、干瘦干瘦的背影，心里想，这就是几十年前在桃花山跟着我玩耍、和我一起放牛的山里女孩儿？这就是我的小说中黄芩的原形？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捉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