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我生活一部分，伴我一路走来，收获颇丰。我不曾忘记，在那苦难的岁月，引导、保护、帮助、支持我读书的四位恩人。
我遇到的第一位恩人是本队的一位长者，是他引导我开始读书的。他是清末秀才，学识渊博，记忆惊人，70余岁了，古文诗词倒背如流。孩时，每次过其家门，他总是拦住我不让走就给我背一篇古文诗词。他家藏书很多，我就借来读、背，暗想等我能背很多文章就要和他比试个高低。就这样我暗自背书三年，自以为能背很多文章了，就对他说要比试一下，他很乐意。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睡他烧的热炕，他背一篇，我背一篇，他背一首，我背一首，他背上句，我背下句，一直到天亮，最终还是输了，他说他有祖传记性秘方，我求他传给我，于是他给我开了两种记性药，一种是远志，另一种是菖莆，他说早晚三个指头一撮，用温水冲喝，坚持一百天。我照他说的喝了，果然奏效。我读书不懂之处，就向他请教，他也乐此不惫，我俩竟成了忘年交的老少朋友了。
我的第二位恩人是本生产队的队长，是他保护了我。我1岁半逝父，13岁逝母，家有80多岁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妹无人照看。13岁的我失学回家挣工分养家糊口供养弟妹上学。队长见我年少体弱，让我给生产队放牛，放牛轻松又能多挣工分。就这样我放了3年牛，背了3年书。不想，一天我把牛赶到坡上，我又偷偷地躲到岩窝窝里读书，结果牛失脚滚坡摔死了。我吓坏了，知道一条牛要顶多少个青壮劳力。几个社员提出让我赔牛，队长给压了下来。从此，队长不让我放牛了，叫我和社员一起下地里干农活。一天我和社员在包谷地里薅草，我薅一会儿草，就把抄在纸上的文章从裤兜里拿出来偷偷看一会儿，不想被住队的工作组给发现了。他逼我把揣在裤兜里的纸交给他。他看后便怒诉我说：“你当农民就好好地给我当，做活又磨洋工，今天晚上召开社员大会批判你！”下午收工回家我吃不下饭，受不了如此打击，就狠下心不想活了。于是我拿了绳子准备上吊寻短见。我刚出门，队长来了，发现我不对劲，就从我手里夺去绳子，劝我想开点，说工作组让他召开社员会，他顶了回去，让我不要怕，有他。当年队长是个老党员，还是公社树立的劳动模范。队长见我爱读书，每天做活让我和他在一起，给我讲古今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不想队长讲的古今故事为我后来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曾经队长对我说他不识字，今后我读书有出息了，等他老了让我照看他。队长还健在，已80岁了。平时我回家经常去看望他，算是我一点报恩吧。
我的第三位恩人，是我的妻子。妻子没上一天学，半字不识，却通情达理，贤惠能干。妻子和我一样从小幼失双亲，姐姐把她养大。她姐姐嫌我家贫，死活不准她嫁给我，给她另找了一个山外富裕人家，她死活不愿意。姐姐逼她、打她、骂她，她一气之下跑到我家不回去了。那年我18岁，她16岁，我们算是娃娃夫妻。为了让我有时间安心读书，她把地里家里的活全揽了，我去剁柴她接过刀说她去剁，我去挑水，她接过扁担说她去挑，每晚我读书，她做针线活陪着我。继父见我不做活，说我不务正业，不晓得过日子。一次我读书继父拿棍子把我头打破了，妻子向继父下跪求饶，说是她让我读书的，今后要打要骂就打骂她。我曾对妻子说：我家很穷，你为啥要嫁给我？妻子说：“我没文化，我想嫁给一个有文化的，再苦再累我情愿。”我们结婚已30多年了，她一直支持我读书，没有半句怨言。
我的第四位恩人是原《陕西交通报》副总编、省交通作协主席丁晨老师，是他引导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继父是养路工，我18岁那年，组织照顾我到道班当了一名临时养路工。有了固定工作，我就更加刻苦学习，白天养路，晚上读书。因养路人的敬业精神激发了我创作灵感，我想用我手中的笔来歌颂他们，于是我白天养路构思，晚上把他写出来。我把写好的文章寄到报刊，不想石沉大海，正当我心灰意冷之时，《陕西交通报》刊发了我的一首小诗，还给我寄来了样报，我兴奋至极难以言表。从此以后，我更加发奋读书、创作。在《陕西交通报》上发表了不少新闻、通讯和文学作品。1993年，我写的《黄花岭上养路人》长篇通讯，经《陕西交通报》编辑修改后发表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上。后来得知，我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丁晨等老师精心修改的，他还经常打电话与我沟通交流，并亲自到我家看望、探访、鼓励，为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倾注了很多心血。
现在我仍然爱好读书、写作，已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各类作品300余篇。我有今天的收获，感谢我的恩人，我会永远铭记他（她）们的。
（作者供职于柞水公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