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场上我不是铁腿子，三缺一时支一会儿，随便来个人就被赶下场；我也不恋战，两小时后就犯困，犯困就出错牌；爱赢不想输，但赢的账比输的钱多；麻龄不长，喜瞎琢磨，久之也看出些门道。
打麻将的人最守时，没有人强迫，没有人命令，不用人催促，往往都是准点到达，且一来就打，而且不愿意早退。说好打到10点钟，但往往就过了12点。赢的人想趁手气好赢得更多；输的人想再来几圈捞回本；不输不赢的人觉得没过足瘾。遇到周末，有时候就打个通宵。打麻将不会因为疲劳而觉得累，也不会因为环境的好坏而抱怨，更不会因为麻友的长相看不惯而厌烦，无论输赢都不愿意早散摊，无论打几天几夜都不会感到痛苦。即使社会上最好吃懒做的人，打麻将也不会迟到早退，并且自觉加班，不辞辛劳，无怨无悔。如果工作也都如此，那人人将都是全国劳模。麻将的魔力在于它的变化性和趣味性，我想单调乏味的工作如果借鉴麻将增加一定的趣味性未尝不可。
诸葛亮有“醉其酒而观其性”之说，其实打麻将也能观察人品，看出人的性格。麻将开局时，定好规矩，说好筹码大小，人人满怀希望，笑对牌桌，心情一样，表情一样。可是打上几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有人摸到夹张、偏张，立马喜上眉梢，阳光满面；若打错了牌，则连骂手臭或自扇耳光。有人一旦停牌，喜悦写在脸上，目光扫视全桌，甚至哼出小曲；如果自摸一张定会高高举起，重重摔下，“啪”的一声，吓你一跳。有人掏钱很爽快，输了就掏；有人则喜欢欠账，欠到最后就一风吹了……凡此种种。总之，百人百性，表现各异，如果分类，大致常见以下几类：一个涉世未深而单纯的、不太为别人考虑的人，往往在牌桌上很情绪化。他一赢，马上笑得合不拢嘴，他想不到自己赢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输的痛苦之上的。性格直率、缺乏耐心的人，在手气好的时候坐得很稳，可如果三两圈没摸到好牌，就会把麻将桌拍得振天响，嘴里还时不时地骂着“牌臭、手臭”，男士不停地抽烟，所谓“牌不顺，拿烟熏”；女士频频入厕，一遍遍洗手，所谓“‘尿’手回春”。性格急躁者，别人没抓牌他抢先抓，别人没出牌他的牌已落地，常常先打后揭，常常打错后悔，常常捶胸跺脚。生性木讷者，功夫全在整牌、揭牌、出牌的过程上，条饼万按大小归类，方寸不乱；揭牌时先摸后看，老谋深算，像个算卦的瞎子；出牌时举棋不定，犹豫再三，好似在抽他一根筋。其他人急得长吁短嘘，他却按部就班，直逼得猴急性子伸手替他抓牌。有一类人无论是输还是赢，他的情绪及脸部表情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而且再输也沉得住气，不急躁。这类人的内功修炼到家，是属于性格稳重、考虑周到而有城府的人。在麻将桌上赢多输少的，也大多是这类人。事实上，一个生活中最终能获成功的人，往往也具备这些性格，最起码能在败境中沉得住气。
麻将历史悠久，参与者广泛，百姓喜欢，名人也喜欢。鲁迅酷爱读书，但对麻将也有了解，他说：“嗜好读书，犹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被巡捕房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要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老舍先生说：“虽然我打麻将回回一败涂地，但只要有人张罗，就坐下来打到深更半夜。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在这时候，人好像被那小块块给迷住了，冷热饥饱都不去管。”麻将高手梁启超讲过这样的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有文章记载，毛泽东也是很喜欢麻将的，他是在延安学的打麻将，当时他得了肩肘炎，医生给他说，你打打麻将吧，对你的肩肘炎有好处的。以后他就时不时地打一打。他对麻将做过这样的评价：“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牌里有哲学哩。”他还说：“打麻将这里有辩证法，有人一看手中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两副麻将牌，一副为牛骨质地，另一副为塑料质地。
当然，凡事都应该有度，麻将也如此，不要沉溺于此，也不要一味拒绝。有人说是玩物丧志，有人说是健脑强身，有人说是赌博，有人说是娱乐。我认为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的话很有道理，摘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任何一件事物都有两面性，这也是一切事物的辩证法。麻将是游戏的品类之一，在中国已流行了几百年，折射了中国的文化智慧。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弥足珍贵的。何况，它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玩麻将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但是麻将在中国有‘异化’的趋势，甚至成为了赌博现象的代名词。有人便想封杀麻将，我想不大可能，而且也不应该。其实，把赌博现象归罪于麻将，显然是人的智慧出了问题，是人的创造力还不够，是人在逃避责任。”
（作者供职于铜川市交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