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河船帮 - 陕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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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河船帮

新闻作者：文 / 刘贵棠

    明清时期，陕南汉江沿岸没有铁路和公路，汉江黄金水道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大动脉，汉江水运促成了蜀河船业运输的兴盛，随着船业运输的兴盛，船主们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了帮会组织。
    船帮组织由四种形式构成，一种是船主有船但不驾船，船主只当船老板，专门搞船舶上的业务和外交活动，随船而行，这类船舶吨位较大，一般在20吨以上，装货比较单一，专门给大商号包载包运，俗称“包载子”，航运的线路一般都比较远，可至老河口、丹江、汉口。另一种是船主有船，自己也从事驾船，这类船舶的吨位比较小，大都在10吨以下，由于受经济条件因素的制约，雇佣的船工较少，货运不单一，拉运的货物比较杂，俗称“揽载子”，航运的里程短，专门从事蜀河至白河、旬阳、安康境内的短途运输。第三种是有驾船航运技术，但自己没有船，又称“卖舵把儿”的，这类人技术高，是专门以驾船为生，为船主驾船送货，大都属于驾长。还有一种是一般船工，下水摇橹荡桨，上水拉纤上滩，稍有一些技术，但在船上仍然以卖苦力为主。
    船帮在蜀河是一个比较大的帮会，以“杨泗庙”为活动点。“杨泗庙”修建于清康乾时期，系船帮自筹款项修建，“杨泗庙”有四种用途，一是祭祀，拜敬船帮祖师爷杨泗，祈求平安，一帆风顺；二是船帮娱乐活动场所，逢年节，“六月六”杨泗爷庙会，平常来自省内外的戏班子、剧团，诸如川剧、豫剧、汉剧、秦腔等剧种在这里经常轮流演出，热闹非凡；三是船帮开会、议事场所，研究船帮的内外事务，航规航纪，公共事务，维护船工的合法利益；四是由于“杨泗庙”所坐落的地理位置优越险峻，在人们心目中它具有镇水消灾作用。当地有个传说，汉江洪水再大，“杨泗庙”老爷永远不会洗脚，说明再大的洪水也不会涨到“杨泗庙”大门去。另有蜀河古水文石刻水位记录，第一处是弘治水文石刻，仅“弘治十一年”（1498）五字单行竖书，其字框高26厘米，宽6厘米，若以中线为准，比1983年8月1日高48厘米，是迄今安康境内所见最早的汉江洪峰水位记录；第二处是万历水文石刻，有17字，“万历十一年至止高三尺，四月二十三日”，字框高51厘米，宽22厘米，虽无明显标志，但“高三尺”中表明了实际水位。这两个水文石刻是汉江安康境内最高水位记载，同时也是最早汉江查水文石刻。
    水运的兴起、船帮的发展带来了清朝中后期至民初时期蜀河商贸的繁荣与昌盛。陕西南部水系众多，特别是蜀河，自古以来内河运输便极为普遍，又加之蜀河特有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交通条件，往西溯江而上，可达兴汉转至四川，顺江而下，往东可达襄汉转到湖广，北通过骡马古道把船帮运来的南货由骡马帮转运至西安。明末清初，蜀河商品经济日趋发展，湖广移民大量迁入，汉江黄金水道进入鼎盛时期，四方客商纷纷在此定居经商，建商号，开当铺，设钱庄，建会馆。一时间商贸云集，店铺林立，八方来客，生意兴隆，使蜀河成为陕南有名的物资集散地。
    嘉庆年间，曾任洵阳知县的严如煜（1822年）后任汉中知府，其所编《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称蜀河“商贸云集……为汉江小都会”。最典型的是在蜀河境内有一个红龙滩，有时，四艘船舶同时航行，上滩时，四艘船的船工集合到一起，在滩上拉船，一艘一艘地往上拉，喊着上滩的汉江号子。这类汉江号子有节拍、有节奏，声音洪亮，有词调，以音助力，促成了特有的船帮文化，同时也丰富了汉江文化。每次船舶上滩时，在距红龙滩上游的古镇码头上不约而同的集合了上百人在此观看助威，这里边有的是迎接船上的亲人，有字号铺的老板、伙计，有当地居民，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非常热闹，成为码头上的一大景观。
    蜀河文史爱好者陈明一老人感慨地说：在过去，历史上没有铁路、公路的情况下，汉江是唯一的交通黄金水道，没有汉江的黄金水道，就没有蜀河的船帮，没有船帮的兴起和发展，就没有蜀河当时商贸的繁荣和昌盛，也没有后来的“八大号”，“四大帮”昌盛景象，可以说蜀河船帮是蜀河商贸繁荣的主轴。
（作者系旬阳县海事局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