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古往今来，既是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处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和交往形式。我参军几十年来，军礼承载和抒发着我的人生经历及态度，而最为沉重多情、刻骨铭心的莫过于三次行军礼。
转业离队的那一年，我专程去了云南省麻栗坡烈士陵园，和长眠在这里的战友做军旅生涯结束时最后的告别。在这片红土地上，有战友的忠骨和魂灵，有我不尽的怀念和追思。
麻栗坡烈士陵园坐落在县城西北畴阳河畔的磨山坡上。园内安葬着对越反击战中为收复扣林山、八里河东山、老山、者阴山而英勇献身的900多名烈士。走进陵园满目青翠，静谧肃穆，烈士墓上那一片片、一簇簇老山兰飘着馨香，抚慰着战友的英魂；一排排傲然挺拔的松柏，如戍装卫士，为烈士站岗守陵。“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那首震撼人心的歌曲，回绕在陵园的每一个角落。
我轻轻地走在一排排墓碑间，探寻永远融入这块土地的一位位年轻英灵的身世经历。丛明，我的好战友，他比我晚入伍两年，来自山东沂蒙老区。十多年间我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几乎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不是兄弟亲如兄弟，上前线时他已是我们营的副营长。那次战斗，需一个连穿插敌后，作为教导员的我有意不让他参加了，但他硬是做通了营长和我的工作，带着三连穿插敌后，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但在撤退时他却遭到敌人冷枪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亲人。当年他的儿子才5岁，妻、子随军手续还没来得及办就上了前线。那次战斗，我们团先后有三名战友牺牲。那一刻我就跪在三位战友的亡灵前，轻拂墓碑上的灰尘，奠上一杯陈酿美酒，献上一捧火红的木棉花，以寄托我不尽的哀思！面对三位战友，面对所有为国捐躯的烈士，我庄重地举起了右手行我今生最为圣洁的军礼！
刘志鸿离开我整整二十五年了，他走时才五十岁。我之所以深深地怀念这位原省军区独立第三团后为省武警总队三支队政委（党委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敬业精神、对事业忠诚和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态度。他不仅教育提携了我，更重要的是他优良的品行、操守直接影响了我。他到任后，提出了在全团干部中大兴学习文化的号召。很快，在全团干部战士中兴起了学习文化热，经过几年努力，全团大概有近三分之二的干部先后拿到了自学大专、本科文凭。他当全国人大代表五年，努力履行一个军人（时武警属地方管理，也为政法界）代表的职责，了解部队、政法系统的实情，向人代会献言建策。在六届五次全会上，病重的他仍坚持递交提案和大会发言，并被会议简报四次刊登。1984年春节，我当组织股长时陪他下连队过年。大年三十，我们乘火车到潼关，然后步行几十里路到港口守卫黄河大桥的连队，他下厨帮伙，晚上和连队干部一起替战士站岗让战士看第一个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直到正月初九才返回支队。公生明，廉生威，刘政委对自己要求严格，身正影直，支队干部调整、大额经费开支，都是集体研究决定，绝不个人说了算，有他这样的“班长”，支队领导班子风清气正，高效运转，他主政支队工作六、七年，支队党委核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部队建设全面提升。1987年仲夏，这位德高望重的好领导、好兄长因患病离世，全国人大委托陕西人大送来了花圈，告别仪式上，我向他庄重地行了军礼！
第三次军礼是在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勤勉持家。父亲1960年去世，是母亲以自己的坚强和勤劳支撑起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她心地善良，性格温和，乐于助人，妯娌婆媳和睦，邻里关系融洽，在村子方圆几十里都享有极高的威信。母亲生养了七个儿女，又相继带了孙子重孙，竟没在谁的屁股上打一把，可见她性格之温和。200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下午，她一觉睡去安详谢世，享年86岁。母亲走了，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是永远慈祥善良的笑容、做人的美德、坚强自立的意志和儿女们不尽的思念之情。安葬那天，全村人都来送别，在答谢席宴上，我再次举起手臂行了一个军礼，感谢前来为慈母送行的乡邻亲友，也感谢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
（作者系通宇公司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