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注定是一个被路过的城市。岑参在《题金城临河驿楼》一诗中吟道：“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兰州，旧时称为金城，是出长安通向漫漫西域路上一颗明珠。千百年来，扼守黄河兰州段的，正是这个地形狭长险象环生的著名关隘。
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纪行》中说：“在历史上，汉代以后，汉族对于西北各民族之伐或抗拒，多以兰州为极西之支撑点。即到现在，兰州仍然成为汉族在西北与回蒙藏交往之中心”。兰州向西扼住遥远的大西部，向东守住内陆地区，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西北各省的交通，兰州是一个总枢纽。新疆、青海及西藏与内地交通往来，必须要经过兰州。然而，尽管它处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实际上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它是边地，是边塞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分界线，它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处的一个起点。在东中部人的误解中，兰州几乎可以等同荒凉与苦寒，心底浮起“春风不度玉门关”诗句时，便会有种莫名的地域优越感。
兰州向西是河西走廊，著名的丝绸之路。兰州以东，越过古秦州天水，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关于商贾们涉险求利的脚步、摇晃在丝路上的驼铃，大将们万里拓边、扬汉唐声威的旗帜甚至春闺里的幽梦、无定河边的白骨，人们的清晰想像最远也只落到了兰州，再向西，变成了一片茫然的传说。兰州东方红广场有家酒吧叫“我的天堂”，每次路过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张望，沙尘暴中反复飘着野孩子乐队的歌“我看见他们来了/我看见他们走了/我看见他们来了/我看见他们走了”。在驿站，每个人都会认为此地只是自己川流不息的命运的某个码头，总有一天要返回源头。
兰州人的自豪总是会有几个“一”的说法：一条黄河穿城而过，一碗牛肉拉面一本《读者》一座敦煌一个黄河母亲雕塑。在兰州的时候从不觉得牛肉拉面有什么好吃的，现在反而对着满大街的正宗牛肉拉面招牌想念兰州上学时宿舍楼下的牛肉面。
中山桥最初是浮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名为镇远桥。桥边现尚立当初建桥所用铁柱一根，锈迹斑斑。光绪三十三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报告与德商泰来洋行合修黄河铁桥。1942年，为纪念孙中山，“黄河第一桥”改名中山桥。到兰州的外地人吃完牛肉拉面手抓羊肉白兰瓜，总是忍不住会去桥上留影纪念。深秋的清晨，河面上弥漫着白茫茫的水雾，河岸的树木伸出枝桠，在白露苍苍中，有种恍惚的美。最初到兰州那一年，曾对着桥下碧绿的黄河水瞠目结舌，无法接受黄河水居然没有黄沙，到毕业离开时，已经可以对着满目的烟灰沙尘暴面不改色。
是的，兰州总有一种让人淡定的魔力。
兰州是五千里黄河线上唯一被穿越的省会城市。沿河四十公里，被称之为“黄河风情线”，也被叫做“兰州外滩”。沿线无数的烤肉摊，一捆捆啤酒放到黄河水里冰镇着，喝时提上来就是了。兰州是一个没有规划的城市，想在楼中间修一条路就修一条路，想在路中间盖一栋楼就盖一栋楼。这样凌乱的格局，每到夜间居然总是格外的美。橙红绿青蓝紫的城市亮化工程将两岸装扮的美轮美奂。我的导师邵宁宁先生，师从复旦陈思和，不止一次面带不屑说：“上海外滩和咱滨河路比起来算个啥么，差远了！”我唯唯诺诺点头称是，从不敢质疑。
九叶派诗人唐祈写过：“在兰州，很多少女操着方言/多半小伙藏着凶器/每个街道拐角/都会有人和你拼命。”兰州有种剽悍的城市气质。在兰州，有理想的人和喝滥酒的人一样多。兰州人喝酒自诩一年喝倒一个牌子，讲究手起杯落，瓶倒人不倒。据说，兰州市有五个啤酒厂，生意供不应求。
“早知道黄河的水呀干了，修他妈的那个铁桥了是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呀变了，谈他妈的那个恋爱了是做啥呢”――兰州有朴实剽悍的一面，有种两刃相割，利钝自见的狠。兰州的气质又有散淡的一面，花儿还唱：羊肉半斤（么）葱半斤，粉条儿称给了三斤；钱财看淡（么）人看真，情义儿要重过黄金。
现在人大都知道《读者》，而1980年代初由甘肃省文联主办的《当代文艺思潮》是新时期初期一本影响很大、很有特色的理论与批评杂志。作为一本专门性文艺理论和批评刊物在当时迅速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可，远离热闹的北京上海在大西北开创理论新空间。从1982年创刊到1987年被迫停刊,它不但是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艺思想深刻变革转型的见证,更直接参与和推进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当代文艺思潮》参与推动并由此埋下了“停刊”伏笔的是“朦胧诗论争”。因为新时期文学史上有名的“朦胧诗三个崛起”评论之一，当时吉大中文系学生徐敬亚的毕业论文――《崛起的诗群》在《当代文艺思潮》的发表，掀起对朦胧诗的辩护论争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件大事。尽管，这一论争被“中国经验”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被打断，最终以《当代文学诗潮》并入《飞天》杂志结束。后来的《飞天》开辟“大学生诗苑”栏目，积极参与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那场诗歌的变革，造就了甘肃阳r、叶舟、阿信、唐欣、高尚等一批青年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甘肃诗歌的中坚，一些人走的更远。于坚说：“《飞天》是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最早的阵地。后来被称为‘第三代诗歌’的许多重要诗人都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作品。”甚至，林染在他编辑的《阳关》打出“新边塞诗”的旗帜，开辟新边塞诗专栏。
我们很难想像，在中国偏远之地的兰州，能够对中国文学的走向做出推动。说起来，出身西北师大的叶舟算是我的师兄。他的诗写“刀子拿来把头割下，不死还是这么个唱法”。甘肃的风土造就当地文学瘦干风格。
兰州有种不可抗拒的理想主义气质。张承志的《心灵史》写了“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的哲合忍耶教史，该教派为伊斯兰教苏菲教派的一支。这个教派信奉神秘主义，在大西北，尤其是在宁夏的西海固、甘肃临夏和新疆一带流传。因为新旧教之争引起暴乱，创教人马明心在乾隆四十六年被官府在兰州西关杀死，人头就挂在西关城门上。事件引起震惊一时的暴动，遭到请政府镇压后，哲合忍耶开始在民间秘密流传。兰州市金城关一带以穆斯林为主的兰州土著居民为多，站在黄河南岸，在缓缓耸起的山坡上，散落着无数座造型各异的清真寺――高挑的新月和浑圆如盖的叫拜楼，分外明亮。在兰州，信仰就像黄河，托举着各民族的心理与期望，左岸是信仰，右岸是世俗，在时间的洪流中穿梭而过。在日常生活的内里，则是湍急的宗教，是信仰的走向――如《旧约》里所说：在旷野上，才会有神明的存在。“这里是黄河的上游，波澜不惊。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是无数的暗流涌动”。因为有了宗教有了信仰，作为驿站的兰州，有了永恒的味道。
黄河的羊皮筏子客漫唱花儿――黄河沿上牛吃水，牛见了鱼儿（者）跑了；端起饭碗想起了你，吃哩么没吃（者）饱了。俏阿哥干活（者）口渴坏，想你（者）后园里找来；尕妹妹好像是嫩白菜，一指头弹出个水来。酒吧里兰州本土乐队吼着――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对着黄河唱。每当我醒来的时候，想起了家，想起了兰州；想起路边槐花香，想起我的好姑娘。
在兰州三年，我平均每年丢一个钱包。但是，离开了，我依然想念这个驿站般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