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对秦二世有一段独特的评论：“今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言下之意天下之民意汹汹正好是新主建功立业之资本，若可“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发仓禀，散财货，以振孤独穷困之徒，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二世甚至可以为中兴之主了！在太史公这事无巨细的叮嘱中，恍然看到了扶苏的影子。
扶苏，秦国少有的对秦法常怀非议的王族，这是一个危险且引人注目的标签。秦自孝公变法时由一个“六国卑秦，丑莫大焉”的西陲小诸侯国，到包举海内、吞并八荒的华夏共主，法之效无处不在，人皆以法为立国之本。即便如此，始皇也始终培养扶苏为帝国的接班人，他是正史上秦朝唯一一个执之公器立于庙堂的王子，辅以丞相李斯三公二冯等人为师，其殷殷之心不可谓不明。
秦自献公以来，从未有宫廷中平稳接班的王子。人云：“君子之泽，三代而斩”，而秦国六世未有昏聩之君，从中受益多矣，始皇岂能不知。便使扶苏与蒙恬共镇九原，北击匈奴，南扼井阱要害，可谓任重道远。扶苏在军中磨炼已颇具气象，却因谏焚书坑儒之事骤然发生了变故。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末集，诸生皆诵孔法，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若仅以政见而论，可谓言明理实，虽明知与始皇相左，仍直言不讳，可见其勇气与远见。但从其行事上来看则显得幼稚：从军中擅自还国，公然非君要害之令，说君不利，又与权臣盘桓，若在后世之大统一王朝，真是失位亡族之罪。且李斯等心胸有山河之险，扶苏却将已见和盘托出，无异出卖自己的远见，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步步落入早已预置的陷阱，难以全身而退。扶苏因此被任命为监军，不奉王命不得还国。这正体现了始皇老辣的政治手腕，一方面，王子被正式任命为军中实权之人，可名正言顺的树立威信，笼络自己的势力，以慑其时六国复辟之意；另一方面，扶苏的不成熟在这次进谏中尽显无遗，焚书坑儒实为不可不行之事，扶苏若在咸阳再有惊人之论，对外政令权威立减，对内更遭保守派倾扎，岂非自毁干城？
至始皇沙丘暴亡，赵高与李斯反位拥立，待用假诏镇住朝堂重臣，操摄政权第一件事便迫不及待地要赐死蒙恬、扶苏。这是扶苏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待二人接诏，情况截然相反，扶苏只垂涕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儿女之态尽显，让人唏嘘，蒙恬却屡劝扶苏抗旨，暗示国中可能有变。若在常时，身为人臣的蒙恬撺掇王子抗旨或至反叛，乃是百死无生的重罪，蒙恬素来持重，可见其心意已决，扶苏却仍是这般柔弱做态，令蒙恬不堪，见靖乱无望，只能跳入早已明知的陷阱，服罪殉国。朝外最大的势力业已铲除，朝中一班开国重臣也纷纷被肆无忌惮的清除。一咸阳令竟能动用士卒将位列三公的冯劫、冯去疾逼入死地。两公齐呼“将相不辱”，自刎于政事堂，亦壮烈殉国，直至此事的始作俑者李斯也被五刑轮施，秦王朝才真正被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扶苏，身为镇军之将，庙堂宗亲，九泉之下宁无言乎？正是国家危难铁血板荡之时却在万里草原上自裁，执之公器，不为国计，而犹以己之儿女之情左右行事，不易悲乎。非但如此，胸中长策亦胎死腹中，不亦憾乎。
扶苏因此没有青史留名，秦王朝也未得长治久安。评曰：勇德兼备，而心志之弱甚于常人，身死宗庙亡，长策溺于胸怀，堕于青丝之中，为后人少知。空拥雄师百万，霸王未出，一阉人矫诏而身死为天下笑，使刘邦、项羽之流得志矣，悲乎哉！（作者系省高速集团职工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