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雁塔》的两种版本：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两种不同的版本，这两种不同版本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进入相关的解释之前，需要抄出两种版本。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次英雄/然后下来/走进下面的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
可是/大雁塔在想些什么/他在想，所有的好汉都在那年里死绝了/所有的好汉/杀人如麻/抱起大坛子来饮酒/一个晚上能睡十个女人/他们那辈子要压坏多少匹好马/最后，他们到这里来/放下屠刀子，立地成佛了/而如今到这里来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想，这些猥琐的人们/是不会懂得那种光荣的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有关大雁塔》的两种版本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两点，一个是诗歌的结构，另一个是诗歌的趣味。从结构看，在未删节的版本中明显呈现出一种对话结构，“我们”和“大雁塔”之间在对话，而定稿中，诗歌结构的对话性没有了。这种结构的变化决定着诗歌趣味的变化。在未删节的版本中，诗人保持着明显的英雄主义倾向，虽然这种英雄主义已经露出明显的世俗色彩，到定稿中就只留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叙述的反英雄趣味。
《有关大雁塔》的创作背景及其发表经过：韩东关于《有关大雁塔》的创作背景的说明具有明显的戏剧性，他说，1983年的“一天，我记得是在学校外面排队，很可能是领取过冬的大白菜（也许不是）。队伍很长，移动的速度很慢，我在队伍之中。当时又看见了大雁塔，由于无事可干试着作起诗来。‘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开始的句子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了。也许这个开头的出现是完全不自觉的，它出现了我才意识到可以写诗。”
这段叙述隐含着某种极其可疑的心理细节，这个细节就是所谓领取过冬的大白菜。韩东的叙述是不确定的。但是，韩东在过去很多年之后，提供这个不确定的细节叙事就成为有意味的行为。虽然不能确定韩东是否关注过刘震云的创作，但《一地鸡毛》关于主人公小林的叙事的确有领取大白菜的细节，而且带有某种反讽的味道。在《一地鸡毛》发表六年后，韩东在个人生活经历中特地挑出这个不确定的细节作为自己创作生涯发生重要转换的标志，也许只能理解为象征性的。
这个细节的象征意义需要在另一个背景中确定。1983年的韩东正在大雁塔南边陕西财经学院做马列主义课教师，几乎每天只要一抬头就会看到大雁塔。不管多么神圣的东西，一旦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瞬间，其神圣意味就会慢慢地消磨掉。因此，在回忆中，日常生活的琐碎转化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细节。韩东说，他来西安之前，关于大雁塔的印象根源于杨炼的“史诗”《大雁塔》，在杨炼的诗歌里，大雁塔是金碧辉煌、仪态万方的，因此，韩东首先失望于大雁塔本身，紧接着失望于杨炼这位诗人。这个心理过程需要在更大的范围中理解，随着朦胧诗被主流文学界接受，新生代感受一种明显的压力，这种压力转化为一种含混的英雄梦与杨炼的对抗，正是这种英雄梦的具体体现。
在这种背景中完成的《有关大雁塔》的趣味必然是混乱的。《有关大雁塔》完成之后，尽管受到小圈子内部某些人的肯定，因此多次在各种民间刊物发表，并被相继转载。在诗歌的发表过程中，虽然不能肯定有民间刊物的编辑的修改痕迹，但至少如主持《星路》编务的沈奇表达出修改《有关大雁塔》的强烈愿望。从这种迹象看，民间刊物发表转载《有关大雁塔》的过程呈现出某种集体创作的倾向，其中表达出明显的反叛性的集体无意识。正是因为这一点，《有关大雁塔》的趣味得到不断校正和纯化，最终促使其成为新生代诗歌最具标志性的作品。
从《有关大雁塔》的写作和发表去看，新生代诗歌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文学现象，而是中国社会的整体转换、中国文学的整体转型和中国文人的代际转换过程中有各种因素参与，并且有各种人为操作痕迹存在的文学运动。
韩东关于《有关大雁塔》的追忆及其他：《有关大雁塔》这首诗在主流刊物发表十年之后，韩东回忆这首诗歌的协作、修改和发表的经过，回忆隐含着某种需要认真对待的细节。这些细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韩东提到著名先锋小说家马原在1983年和自己在西安的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从大雁塔开始，他们共同肯定大雁塔在建筑美学的特殊意义，但是拒绝承认其中隐含的历史象征意义，由此引申出的则是在很世俗的意义上的出人头地的话题。
其次是与沈奇关于诗歌中“做一次英雄”的“做”字的讨论，沈奇执意认为韩东的“做”英雄是错别字，应该改作“作”，韩东的回忆表现出某种幼稚的自鸣得意，仅仅为了一个字写对了，用对了。
第三是诗歌由北岛推荐在《中国》刊物正式发表，责任编辑是韩东的同学吴滨，而韩东特别关心的是不到二十行的诗歌竟有两处错误。
回忆并不是客观地叙述过去，而是对过去的重组。因此，1996年关于《有关大雁塔》的回忆与韩东在这个时间的位置有关。1996年的韩东已经回到与自己的血缘有更密切联系的南京，而且隐隐约约已经成为主流文学界必须关注的诗人。当然，更重要的是韩东有了更为自觉地诗学立场。因此，这种回忆就应该在韩东的诗学立场上理解。
韩东的诗学立场可以概括为两个词：弃绝自我和回归民间。这种诗学立场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弃绝自我实际上是拒绝浪漫主义式的抒情格式，同时保持某种反讽的张力，而回归民间则意味着把反讽的张力再转化为一种喜剧式的趣味。这种诗学立场在1996年之后成为韩东的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决定韩东在文学界的许多作为，比如策划著名的“断裂”问卷调查。韩东的诗学立场决定了某种内在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如他自己对“诗人在江苏”这句话的解释，“诗人在江苏比在中国任何诗人聚集的地方都更少有意识的结盟，因利害关系而相互攻击的更少。他们独自干着自己的事，同时对阅读别人始终持有热情和兴趣……如此情形使诗人在江苏成为一个小小的奇迹，它或许更接近于文学乌托邦虚幻的目标。”韩东借助某一地域、某一特殊的生活空间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方式应该说表达的是一种拒绝，拒绝把人、把个体放置在历史中完成人的身份描写。
这种身份认同方式意味着，新生代诗歌群体作为历史的产物突然决定放弃历史，甚至对抗历史。他们的这种作为表明作为群体的新生代诗歌已经涣散，然而正如韩东关于《有关大雁塔》的回忆仅仅关注的是美学形式或者错别字这些细节，它是否意味着新生代诗歌群体涣散之后，他们的全部努力已经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形式资源？我想，应该这样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