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当我踏进装潢华丽的都市影城，花七八十元看了部气势恢弘的热播影片，淋漓尽致地享受“大片”的过瘾后，却莫名其妙地陡生一种失落，并在若干月后，不再能清晰、完整地忆起那些剧情。倒是儿时看电影的情形却历历在目，温暖我动情的思绪。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府农村，想看电影可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更不是想啥时看就能看到的。一般情况下，只有村中老人去世、过三周年、“过会”时才能看到。当然，儿孙满堂、日子过得殷实的人家，也会为高寿的老者“交”电影祝寿。

    那时，大半个公社就一台放映机，十里八乡的人家“过事”，都要早早去“靠”电影机。在那个年月，谁说自己不认识乡长很正常，但说自己不认识电影放映员，可就太不平常了。作为公众人物的放映员，自然是走到哪个村、哪个组，都有人老远招呼到屋里去喝水。在我的印象中，放映员似乎有迟没早的耳根别根纸烟。娃娃们见了放映员，则会跟屁虫般地追着问：“几队有电影呢？演的啥电影……”

    在我儿时，农村放映的电影，以武打、功夫片最受欢迎。“过事”的主家家境好了，就会托付放映员到县电影公司取最新的武打片，家境一般了，就放映些生活故事片。看的外国影片似乎也就是前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前南斯拉夫的《桥》，和印度、日本的一些影片，欧美的似乎很少。

    银幕下，永远都是热闹的。不待电影正式开始，依街形成的露天电影场便嘈嘈杂杂。口口相传闻知演电影的孩子们，一溜风回家放下书包，不是早早的在还未挂好银幕的场地，用砖头瓦块为伙伴、家人“占地方”，就是好奇地凑到放映机前，问东问西，盼着快天黑电影开演。听说演的老片子，总是有人嘴上抱怨：“取的啥烂片子……”人却撑着伞坐在雨中、泥地中看得十二分地投入，并未卜先知地“导演”着剧情的发展。当然，看电影最忌讳的就是放映中间出现“夹片”、“没声”和停电，这些都是很扫兴的，而放映员半天又弄不好机子，银幕下则是哀叹声一片。

    就在乡人都还思谋着务弄好庄稼时，我的二舅看到了农村电影的商机，七凑八凑借钱买了台二手放映机。起初，经常要多方打听谁家“过事”，再通过“主事”的去揽活。后来，在十里八乡亲戚朋友们的帮忙张罗下，主动上门找他的也就多了，二舅放映电影的足迹逐渐遍及方圆几个村庄。

    记得那时，为了提高二舅放映电影的声誉，我曾凭着记忆，罗列出村中以前演过的上百部电影名单，提供给二舅，让他尽量不要取以前上映过的影片，免得乡人误解二舅在电影公司没熟人，取不来好影片。白天务农的二舅，每每“接活”后，都要提前骑自行车到40里外的县电影公司取电影拷贝，并赶在天黑前回来，趁着天还亮，和主家派来打下手的人一起张罗着找场地（要有能悬挂银幕的树杈、建筑）、支设备、布线、挂银幕……如此，直到电影正式开演后，银幕下刚才还吵吵攘攘的人们才趋于安静，沉浸到剧情中去。此刻，漆黑的苍穹笼罩着这个渐渐沉寂下来的乡村，站在村头，除了偶尔听到骚动的狗吠声，静的只剩下影剧中人物的对白声，那对白声至今回荡在我的耳边。

    影终人散。随着人们提着凳子、背着酣睡的婴孩，意犹未尽地争论着剧情，各回各家消失在茫茫黑夜中。街道，又恢复了夜的宁静、空荡。硕大的灯泡下，只剩下二舅和给他打下手的收拾设备的身影，那影子拉的老长、老长。收拾毕，收了主家的费用，二舅又要骑车赶夜路回家。第二天他还得把影片的拷贝再送回40里外的县电影公司。

    后来，随着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乡人对看电影的热情日渐淡漠。日子宽裕后的乡人遇红白喜事，大多都请了秦腔自乐班、歌舞团来“热闹”。坚持了几年后，二舅也就处理掉设备转行了。而我随着父母离开农村后，也就很少再看农村的露天电影了。

    噢，久违了，那段逝去的电影童年！

                                           （作者供职于宝鸡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