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星光如斗，露天地里的电影即将演毕。这一伙半桩子大的孩子开始呼啦啦走人，却又频频回头，把银幕上的人影再瞅上一眼。

    他们连溜带串，经过事先看好的人家门口，其中一人迅疾将靠墙角的一把新扫帚拿到手上，在村外的大路上把它点燃了。夜色中，村庄朦朦胧胧，远山若有若无，星星闪闪，河水哗哗，路旁的树影张牙舞爪，扑过来，又闪过去。只有这火把，带着人影，向着回家的方向，不知疲倦地奔跑，奔跑。

    那是电影流行的时代。那是电影荒凉的时代。那是黑白电影充斥，彩色电影稀缺的时代。那是一部电影可以被无数遍重复放映，任何时候也不缺观众的时代。那是把看一部新电影作为一场盛宴，一场狂欢而倾巢而出，万人空巷的时代。那是为了看电影不惜跑烂鞋，趟冷水，挨雨淋，忍饥受冷的时代。那是数日后还在品咂影星、歌曲、台词、细节的时代。那也是露天电影，却依然营造出“黑屋子”效果的时代。那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那时候，一到《地道战》里唱起插曲，我们便在台下跟：“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看了《朝阳沟》，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哼那前两句：“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看罢《红色娘子军》，我们学着南霸天的样子，手背后，脸朝天，一脸嚣张：“我南霸天又回来了！”看了《英雄儿女》，小娃们第二天来到刚刚犁过的地里，相互扔泥巴，学王成高喊：“董耀，董耀，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个“董耀”既是千里眼，又长着顺风耳，是个靶子很准的神炮手！一个跟着母亲来熬娘家的小孩，第一次看罢电影，一连串的问题，把我们问住了：“那电影里的碎娃，长大了咋跟小时候不太像哩？墙上挂的那帐子（银幕）平平的,车车开来开去，咋不得翻呢？那个人挨了子弹，血流一滩，咋干急不得死哩？那个坏蛋，我一看都能看出来，咱的人咋不知道，让他做了恁些坏事哩？这回我算是看了稀奇，回到我家，我给我那里的那伙娃有啥说了……”

    那时候，我们有多少耍猴子呀。麦秸垛里藏猫虎（捉迷藏），柿子树上摘红柿，庄稼地里害人，河里打江水，听老汉讲古经，打懒婆娘（打猴），逮鱼捉蛤蟆，捉萤火虫，掏麻雀窝，跳方，下军棋，打扑克，放风筝……

    可无论我们正在耍啥，耍得再在兴头上，有一件事，会让我们立刻中止。这就是看电影。

    如果在街上映，那好，一个个失急慌忙搬了板凳，到小学操场占地方。那里能挂银幕，街上人谁都知道。板凳该占那儿，从不出错。高板凳在后，低板凳在前。谁来得早，谁占中间，没啥好争好嚷的。三队有两个伯叔姊妹，岁数跟我们差不离，看电影最为热心，几乎回回都占着好位置。放映机的地方，也都乖乖地留好了。

    太阳落山时，放映师傅来放机器，挂银幕了。今晚上这电影有得看了。可有时候，凳子占那儿，却一直没见放映师傅踪影。就有人到处打听，终于得到确切消息。原来，说好今晚在街上放，可别的地方缠住放映师傅，要求加放，把咱闪担了。别的地方有电影？那好。咱去看。一帮子娃说走就走，兴冲冲地去了。

    别的地方真有电影吗？很难说。那时候的小镇，正流传一个看电影的笑话。一个问某一个地方是否放电影，另一个一脸老实相，肯定地说有，而且是《白跑路的故事》。或者，另一个一脸坏笑，说是《银幕下的狗熊》。问的脑子稍微反应慢一些，信以为真，便会接着向下问好看不好看，是打仗的还是破案的。另一个实在忍不住，便大笑着说：“哄狗哩，狗信哩。狗在茅缸吃粪哩……”

    那时候，电影放到紧火处，人们也正看到紧火处，板咧,要倒片子。这得一会儿。开始四下里静默，无数的人头，拧向放映机那儿。这倒片子如果稍长，场子里就有了喧哗与骚动。咳嗽声，吐痰声，小娃的哭声，啥声音都出来了。从河对岸，从两顶头村子赶来看电影的，先前一直站在外边看，这时不老实了，开始“挤油油”，从外向里挤，里边的压着了坐板凳的，坐板凳的站起来往外抗。有人被踩了脚，女子娃被挨了身子，于是，吵闹声和骂声就起来了。好在这时片子倒好了，这一段“小插曲”立刻失去了吸引力。

    最后一次看这样的露天电影，是在小城上高二时回家过暑假。这时的小镇，有了露天收费的电影院。墙外稻田一片碧绿，蛙鼓不断，一只绿蜻蜓飞进来，旁若无人，在场里盘旋。《人生》看得我泪水涟涟。为高加林和刘巧珍，也为我自己未来的命运。我已有过一次中考的失利，如果接下来的高考名落孙山，我很可能会一辈子留在乡村，而我正憧憬着进入城市。电影快毕，天空突然间电闪雷鸣，一霎时大雨横飞，观众们纷纷往外跑。未带雨具的我，并没有离开，浑身上下淋得湿漉漉，头发耷在了眼角。

    这是最后的感动，为了电影，也为自己。我一直站在风雨里，一任泪和雨，在脸上滂沱。

                                                            （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