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我在上小学和初中。在家乡农村，看一场电影对于我们这些懵懂少年来说，不啻是除了斗鸡、踢瓦片这类娱乐活动之外的文化盛宴。

    夜幕降临，偌大的晒麦场上，一场露天电影即将上演。全村的父老乡亲早早喝过汤，挟上长短高低不一的凳子，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孩子们在麦草垛间蹿来蹿去，嬉笑打闹，有如过节一般。两根竖立在烤烟楼前的杉木杆子上，一幅洁白的银幕悬挂起来。人们在迫不及待地等着公社里来的放映员“老邓”支好机子、摆好架势。一场黑白电影《英雄虎胆》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吸引了麦场上成百上千个人的眼睛和神经。当然，也包括那些圪蹴在银幕背后不管效果图清闲的人。那时候，我们看到了勇敢无畏、赤胆忠心的解放军侦察员挺过明眸皓齿、娇艳如花的国军女特务的“美人关”，获取可靠情报，一举歼灭敌人。后来，还是在麦场上，又看到了彩色宽银幕电影《少林寺》，至今还记得少年李连杰跨在飞驰的马背上撕心裂肺地高喊“师傅，师傅……”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站在放映机旁，盯着老邓换片子，看着他娴熟地转动缠片子的圆盘，心情也飞扬起来。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老邓放电影有了经营指标。所以电影就挪到小学操场上，关起大门可以收钱卖票，每人5角。学校的土墙下有个排水的大洞，我们小学生为了不向父母要钱，出溜出溜一个个都钻进了校园。虽然紧挨着洞子就是天天光顾的土厕所，但大家感到的只是快活的空气。此时，身形壮实的大人们既不钻洞也不买票，却都和老邓聊天打诨。看着买票的人寥寥可数，电影已过了开演时间，老邓只好全部开门放行，人群蜂拥而入，原来不准备看电影的人也被从家里召唤了来。这一次，我们站在乒乓球台子上看了《人生》，整天喊叫着“高加林，刘巧珍，骑上车子上县城”。后来还看了《秋菊打官司》，记住了“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曾经一个阶段的乡村电影，多数是老人去世的仪式，却也成了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场所。村子里谁家老人殁了，都要安排上几场电影，经济条件好的要连放两三晚，条件差的至少也要放一场。放映之前，过事的总管要在喇叭里提名叫响是哪个侄娃女婿外甥出资，以便给“赞助人”长脸。这时候，方圆十里甚至更远的人都要步行或骑上车子赶场来看。每次去外村看电影，一开始我们成群结队边说边走，可是远远听到广播声或看到光束影像时，不约而同都撒起欢儿来，生怕再少看一个镜头。借了看电影，那些定了亲的青年男女正好出来约会加深了解增进感情，那些情窦初开的姑娘小伙也可以在“不小心”的拥挤推搡中碰撞出火花。

    乡村电影的记忆已经被时光之水冲刷得所剩无几了，但那时的泥土气息，那片断的朴素影像，那些如泥土一样淳朴的人们，一直在滋养着我的生活。

                                              （作者供职于陕西路桥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