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至24日，20位陕西书法家访日，并在日本高山市展出书法作品，在当下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其中一位访日书法家艾绍鸿来自交通系统，因此，这件事也是陕西交通的一个文化事件。

    艾绍鸿，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西安美院毕业，自1989年供职于陕西省西安汽车站所属的陕西省交通广告装饰装潢公司，默默无闻研习书法。他说，平常心是道，弄书法得先坐十年冷板凳。他这冷板凳坐得彻底，一坐就是三十年。

    艾绍鸿练的是童子功，十岁开始挥笔杆弄墨水，初学的是柳公权与颜真卿。少年时代结交些爱好者，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互通着有限的信息。上世纪八十年代，钟楼老新华书店门口张贴了一张书法培训的广告，这好消息给艾绍鸿抓着了，向父母讨要了十几块学费，第一次进入了“正轨”。当时培训班的老师中不乏名师，有已故的程克刚、宫保成等老先生，还有钟明善、吴三大、李成海等诸先生。十七岁的艾绍鸿第一次在书法上开了眼，并在这个学习班打下了楷书基础，对后来隶书与行草书的学习有了很大帮助。唐人重法度，尤其是唐中晚期，将楷书法度推向极致，再学者，难望其项背。相对而言，初唐褚遂良的楷书瘦劲飘逸、婀娜多姿、耐人寻味，尤其是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使艾绍鸿临池必读，爱不释手。也因此，艾绍鸿将其作为书法生涯一个“根据地”，把这个“根据地”建好了，可以向外扩展，受挫了能再回来，那是错不了太多的。初师褚遂良，又学魏碑，学了好长时间，受益也困惑。魏碑方笔多，带着民间匠人的雕刻手法，因工匠文化程度不高，魏碑中也有不少错字。清朝出土过大批魏碑，在书法界，掀起一阵“扬碑抑贴”风，倡导者是康有为，他认为历代以来大家蜂拥去学“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风低迷，应学学魏碑，改改风气。可学碑写碑，到了没有写出几个有成就的大师来。因为，写碑的笔法用于行草书时总是那么别扭。于是，学碑受挫的艾绍鸿又回到帖的学习上来，以“二王”一系经典法帖为主，从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张旭、怀素、米芾、苏轼等一直到黄道周，其中以米芾诸帖用功最勤，间以碑刻、写经等书体。在一连串的学习、求索中，艾绍鸿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根据地”，当然，也坐足了冷板凳。时间长了，自然会写出自己的风格，但是，艾绍鸿不用“风格”这个词，他低调地说这是自己的“习气”，似有贬义，习气即俗气，为什么到今天还要临帖呢？甚至还将临帖一辈子呢？就是为了“脱俗”。离法度远了，再回到贴里找。这样，出来的东西，有自己的，也是根植于传统的，那用笔就自然高古不俗。

    书法创作需要一个长期学习和反复锤炼的漫长过程，从临摹到创作过程，是一个由“技”到“道”的演化过程。清人魏源曾有“技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庄子早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讲述庖丁由“技”到“道”的转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认识升华过程，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最终达到“游刃有余”的高超境界。艾绍鸿认为要在书法上有所成，两个因素是必需的，一个是时间，另一个就是心态。从临帖开始，由对临到背临再到意临，仅仅是起步，到能独立创作，这中间所需要的时间可就长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当然，能创作出完整的作品来，也仅是书法艺术创作的开始，其中，临帖创作、创作临帖的反反复复、技法的充实、学养的提高以及个人风格的形成，这些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能走到这一步的人很少，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了。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人对待书法艺术如此执著，能耗费那么长时间走下来呢？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平常的心态。

    何谓平常心？无做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在书法艺术的追求中保持一颗清静无为的平常心，这是艾绍鸿认为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