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重要的事情很多。陕北的年，比别处要来得更干脆些。老人说，年过得好，一年都顺当。
    忙了一年，吃是头等大事。进了腊月，外婆家就开始准备年饭。黄馍馍、黄米酒和油茶是一定要自己家做的。选个好日子，翻出山西大陶瓷盆，里里外外清洗干净，把小米和黄软米按比例配好，用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清水泡一天，第二天换水继续泡，泡过两遍后控干水，带上簸箕带上箩面筐，找个大青石碾子，开始一圈一圈地压。“咯吱咯吱”很多遍之后，外婆踮着一双“解放脚”用箩面筐开始筛面。细细地筛下去，粗粗的颗粒留下来。小时候，陕北的天气特别冷，带着水的小米会结冰，人们找来柴火在石头碾盘下生火加热，烟火妖娆青烟四起，石头碾盘上摊开的小米像火山爆发口上最后的抗争，终于化开了流水了。小孩儿最喜欢冒着被踩的风险，钻在碾盘下面的火里烤个小土豆，外焦内软又甜又面，像冬天黎明起床时的睡眠，永远不够又无限眷恋。吃着焦土豆坐在地上，看着碧绿的天色，偶尔还舍得丢给串门的狗一口吃的，盼着马上可以穿新衣服拿压岁钱，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也不过如此。
    外婆家有一口大锅，直径足有一米，年代久了黑幽幽的，最早是麦秆锅盖，后来就变成了大铝锅盖。抬着装小米面的大箩筐，灯影里高一脚低一脚回到外婆家，我已经累得七荤八素，爬上炕找个角落就睡。一觉醒来，发现我在满炕的大陶瓷盆缝隙里扭得像个麻花。地下，大人们正忙得热火朝天。做黄米酒的小米面要上锅隔水蒸，兑上7月就开始发酵的高粱、大麦酒曲，蒸好了加上凉开水舀入陶瓷大瓮，包上被子挪到炕上最热的地方继续发酵。至于这个火候和湿度，只有外婆才能知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反正我家拿手术刀拿教鞭的姨妈们，至今没有一个人能传承下来。过一阵子，等到酒味散开，面糊糊变成稠稀饭的样子，黄米酒就算是好了，外婆的标准是满勺子黄米酒倒而不流。大陶瓷瓮搬下热炕挪进背阴房子，喝的时候兑上热水，水开即为米酒，趁热饮用，酒体浑浊略似豆浆，味甜醇厚，回味无穷。黄米酒是陕北人正月里迎秧歌、接待客人必不可少的年饭，所谓“热腾腾的米酒端上炕，快把咱亲人迎进来。”过年肉吃多了，一碗黄酒解腻养胃发热，也算是家里女人的一大荣耀。小的时候，外婆经常拎着我去别人家做技术指导，我因此也混了不少好吃好喝，在别人家的院子里打狗骂鸡乐趣无穷。据说，范仲淹当年镇守延安写“浊酒一杯家万里”，便是黄米酒。黄米酒，可解思乡。
    小米面和好上炕发酵，面起好了，天也快亮了。稍微歇一会儿，就该起床蒸馍了。大红枣泡开洗净去核，红小豆、红豇豆洗净泡开加上去籽去皮大南瓜上锅蒸熟，这是馅料。大锅蒸汽一起，窑洞里变的像仙境。第一锅是要“试碱”的，蒸一个小小的馍，蒸出来看碱是不是合适，这个是我最热爱干的事情，尽管我也尝不出个究竟来。蒸好的第一锅馍，先献土地神、门神、灶神，留好给老人上坟的，之后小孩儿们就可以吃了，所谓“平时敬老，过年宠小”。小时候，黄馍馍只吃一个，从没想过这么乡土的吃食会变得这么有名。因为《舌尖上的中国》，黄馍馍现在街上已经卖到两块五一个。讲究的人家，还是要自己家做的，但是已经很少有人在石头碾子上压面了，连驴都很少见更不要说人推碾子了。工业社会带来了最大的效益化，同时，乡土社会的手工劳作也在慢慢消失。恐怕，以后的孩子很难想象，为什么要生火烤碾子，那些冻得哆哆嗦嗦还满怀团聚喜悦的气氛，越来越淡。
    剩下的小米面，暂时归置，等到正月十五要炒油茶。小米面在大铁锅文火炒熟透，白花花的牛油在锅里炼成水状，倒入盐、花椒、生姜末和花生末等各种调味品，重点是要加陕北独有的红葱花，细细地沿锅边溜进面里，速度快了容易结块速度慢了加不匀，绝对是门技术活。按照习俗，正月十五炒的油茶，人喝了一年四季百病不生。
    米面年饭做好，就该做肉了。各种各样的肉类年饭，我总是吃的时候欢呼雀跃，做的时候望而生畏，其中大大小小学问实难为人。陕北人做年饭，讲究宁可多剩不可短缺，怀里揣上钱买肉以“只”为单位，做肉以“盆”为标准。只有等年饭都做好了，才能轮得到打扫卫生，窑洞内外要一尘不染，雪白的麻纸糊上窑洞的窗户，家里顿时亮堂了许多，院子里引火的柴烧火的炭，要摞得横平竖直有棱有角，讲究地上无渣，炭上无尘。打扫完卫生，就该上坟了。选个晴朗的日子，带上好吃的，带上一壶黄米酒看望过世的老人。坐在老人坟头，说说一年来的变化，说说明年展望。男人们红了眼底说，老婆听话孩子上进，日子越来越好，请老人放心。陕北黄土高原上，冬季的西北风说起就起，呼啸而来，上坟的人借机抹把眼泪说：“风起了，回吧”。
    现在，过年最重要的事情只剩下了拿压岁钱穿新衣服，尽管不再那么欣喜。过去家里能做的吃食，只要有钱，在商业化的社会里应有尽有。但是终究少了一份忙碌的年味。郁达夫对比南北方的秋天说：“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我以为，比之于城里的年和乡土的年，恰之又恰。家乡的年，回味浓，色彩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