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更多兴奋、激动的感觉了，一个长假下来大家普遍觉得“累”，吃的累、喝的累、跑的累、睡的累。但在年长一点的人内心里，年，往往勾起的是“新衣服、好吃喝、压岁钱”的美好回忆。对于我们这些成长在艰难岁月的孩子来说，年是我们三百六十五天的等待，天天掰着指头，向往、算计着新年的到来。关于年，给我的童年及少年的回忆更多的是心酸、苦涩、艰辛也有丝丝的甜蜜。
    我的童年长在一个兄弟多，干活人少，张嘴人多，拿钱的少，伸手要钱的多的家庭。那时全家八口人，每月指望着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来养家糊口。当时农村还是大包干制度，靠挣工分来算粮、算钱，每年腊月，我们背着麻袋和父辈们排起长队，等待着生产队会计“劈里啪啦”的算盘声响起。而每一年我们基本都是超粮户，要从生产队借粮来度日。每到年关，母亲愁苦的脸就像寒冬的天空一样阴霾。但母亲是个要强的人，生活虽然苦，她绝不会失去对好日子的憧憬，她精打细算地用好每一分钱，每一粒粮，不至于让我们饿着、冻着。那些年的“新衣”只不过是哥哥们穿不上了，淘汰了的旧衣服，母亲给我重新裁剪，在缝纫机上“踏踏”几个小时就变旧为新了。当时是一个全民共同贫穷的年代，上学的小伙伴们屁股上、膝盖上或袖子上都补丁连连，大家没有谁笑话别人，都习以为常。过年吃的，最拿的出手的是“疙瘩”，家里条件好一点的里面裹着肉，在油锅里一穿，正月走亲戚的来了，在笼里蒸一下或者锅里煮一下。一道香喷喷的“小酥肉”就使亲戚交口称赞。那些年，喂猪、养鸡是不敢的，搞不好就要被大队支书“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一般有几斤猪肉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年了。到上世纪80年代，慢慢政策松动一点了，老百姓可以少量地养头猪、喂几只鸡了。记得1981年春节我们家杀了一头猪，精肉秤了150斤，在全公社引起轰动，当时猪没有饲料，主要是猪草，喂一年最多也是一百来斤，不像现在四个月出槽，随便一头猪净肉就是二三百斤。
    那时，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正月走亲戚，正月初二，母亲要回娘家，父亲便骑着自行车，前面车杠上坐着我，后面车架上坐着母亲，蹬上几十公里去外婆家。几个哥哥眼馋的不行，但我在家是幺儿，他们只有看家护院的份儿。去舅舅家，还是很不错的，舅妈蒸的馒头又白又大，最好的是舅妈的猪肉炒粉条，让人吃得满嘴流油。不过舅舅家给压岁钱太“小气”了，2角钱就打发我了，而这2角钱只能在商店里买上40颗水果糖或者2个乒乓球。给压岁钱最大方的是我的姑姑，那时候姑父在粮食局当领导，我每次走的时候姑姑要给塞上5角钱，我可以买上一套“娃娃书”。但小姑家不是每年都可以去的，我们弟兄四人轮流去拜年，母亲说大家日子都艰难，多去个人就多一张口吃饭，多一个人发钱。所以一直等到几个哥哥都工作了，我才年年都可以去了，但那点压岁钱买不到什么东西。
    1982年的春节对于陕西的农村来说，是几千年来最“丰裕”的年，土地承包到户了，粮仓里装满了粮食，大家都不再为温饱发愁了，一个个一扫萎靡，趾高气扬。
    这一年腊月母亲带着我们弟兄四人，去县城最大的百货商店给我们扯布，购买年货。她从腊月二十就开始坐在标准牌缝纫机前，给我们缝新衣。除夕夜，陕南农村风俗要求“坐夜”，睡的越迟越好，初一要起床越早越吉利。那天晚上，全家都很激动、高兴，母亲在油锅里炸肉疙瘩，父亲包着饺子，我们弟兄们穿着新衣服高兴地又蹦又跳，不停地追逐打闹。到晚上十二点父母带着我们在祖先牌位前跪倒，一一叩头，祈求新一年的平安与先人的庇佑。忽然，母亲说我们给邓小平也叩个头吧，感谢他让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我问妈妈邓小平是谁，妈妈说毛主席带领农民翻了身，邓小平叫我们吃饱了饭。当时家里中堂上张贴的主要是毛泽东和华国锋的画像，没有邓小平的，父亲找来一张红纸，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上邓小平的名字，我们全家人恭恭敬敬地叩头拜谢。那天晚上我穿着人生第一套新衣服军绿上衣，蓝色涤卡裤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鞭炮的响声炸醒，一骨碌翻起身，看到几个哥哥正在点烟火、炮仗，我便生气地和他们吵起来，因为那些烟火是我第一次见到，应该亲手去点燃。这一天，忌讳很多，小孩子不能去别人家吃饭，不能串门、不能生火动灶、不能扫地、不能倒水・・・・・・
    年初二，母亲破天荒地给舅舅家备了20斤猪后臀。那年我们拜年，母亲笑脸盈盈，对亲戚的礼都很重，她说答谢这些年亲戚们对我们的援助。而这一年，我们家喂了两头猪，一头给国家交任务，一头自己留着杀过年猪。还养了一百多只鸡，几十只鸭子。我靠着偷鸡蛋、鸭蛋上街卖钱，买来了四大名著及整箱的连环画册。
    1986年，我的母亲病故，缺少了女主人的家庭，没有了年的温馨，年从我的字典里消失了，直到自己有了小家。
    年，对于我们这代人，也许是几千年“年”文化最后的延续，毕竟我们曾经有过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体验过那种狼吞虎咽，甩开肚皮大朵快颐的幸福感。
（作者供职于留坝公路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