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是2014年5月20日清晨去世的,终年81岁,在我们村里,这个年龄算是长寿了。 在叔父去世的前一天,我到宝鸡市中医医院看望了他。在四人间的病房里,叔父戴着氧气罩,表情痛苦地对我说:“心口难受得很,快把针拔掉,让我少受点罪……” 医生说,叔父得的是心脏病,已经大面积心肌梗死。我问能不能转院治疗。医生说,年龄太大,移动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请求医院不惜代价,全力抢救。主治医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最终答应调整到单人间的病房。在病房里,我给叔父说了一大堆安慰的话,但叔父还是无奈地摆了一下头,苦笑着对我说:“不要忙活了,我该走了。”我强忍悲痛,和叔父挥手告别,叔父眼含泪花,吃力地抬起右手,挥了一下,又重重地落下,我预感到这次是永别了。 我们兄妹四个,小时候都是在叔父家里长大的。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父母被关入了“牛棚”,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我们在叔父叔母的关照下相对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农村时间长了,我们习惯了这里的一切,认为叔父家就是我们的家,和堂兄妹一样称呼叔父、叔母为爸呀、娘呀。直到1971年以后,我们陆续回到了父母身边,才知道父母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叔父、叔母在那个年月是我们的保护伞。 在我的记忆中,叔父一直是强壮有力的,家里的重活全是他干,地里的农活没有他拿不动的。常年的劳作,使他的手背粗糙得像老松树皮,冬天会裂开一道道口子,手心上磨出了一个个厚厚的老茧,胳膊上凸起一块一块的肌肉。脱掉上衣,脊背和胸脯上那些结实的肌肉,颜色就像枣木案板,紫油油地闪着亮光。我们常用手捏他的肌肉,心想,他这肉怎么长成了这样? 叔父曾经用他那有力的巴掌打过我两耳光,至今想起来还隐隐作痛,但心里总是暖暖地感恩。 那年我十三岁。一个星期天,我背着背篓去割草,发现地里藤条长得很好,就割了些藤条,钻到高出人头的玉米地里,模仿叔父编草笼的方法,一个人编起了草笼。编到该收边儿时,因未掌握收边的技术,只好继续往上编。往上编,就不是笼了,而成了囤。好!就编个囤扛回去,让叔父帮忙把边一收,可以存放粮食。不知不觉,日头渐渐偏西了。我隐隐约约地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声音由远及近。哦,是叔父的声音。这时我也感到肚子饿了,赶快收拾起东西,钻出了玉米地,大声地应道:爸呀,我在这哩!我一脸高兴,心想叔父看见我会编草笼了,一定会夸赞的。谁知,叔父黑着脸,只说了句:往回走!就再也不言语了。我背着背篓,提着编出的半成品,跟着叔父往回走。叔父手握镰刀,眼睛警惕地瞅着两边的玉米地。秋风吹着玉米叶子,发出嗖嗖的响声,此刻,我突然毛骨悚然,感到了恐惧。我想起前不久邻村一个孩子割草时被狼叼去的事情,据说,大人们找到时,只剩下背篓、镰刀和一双鞋…… 快到村口了,一路无语的叔父突然挥起大手,照着我剃的锃亮的光头上,啪啪!就是两耳光。我打了个趔趄,头皮火辣辣地疼,他边打边说:“晌午端,狼撒欢!你不回来我以为狼把你吃了,你吓死人呀?” 我没见过狼,但在地里见过狼屎,不知狼平时吃什么,只知道狼拉的屎是灰白色的。那年月,狼吃娃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回到家里,叔母端上一碗热了多遍的搅团让我赶紧吃。我边吃,她边抹着眼泪说,上午,她做好了饭,左等右等不见我回来。她四处打探,问了我的几个同学,都说没看见我。太阳偏西了,她心急如焚,她知道我平时都是按时回来吃饭的,今天这个时候还不回来,肯定是出事了。她越想越害怕,让叔父赶快去找,叔父一听急了,随手拿了把镰刀就漫无目的地到处去找。现在,看见我回来了,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听完叔母的话,我明白了叔父打我时的心情,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啊!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叔父隔段时间就要进城来看我。来时总会带上西府有名的“睁眼锅盔”和打搅团用的玉米面。不知不觉中,岁月的风雨在他脸上无情地冲刷出一道道沟壑,原本乌黑的头发也渐渐脱落,变成了稀稀疏疏的银丝。每次面对我们曾经视为保护神,但如今已鸡皮鹤顶的老人,我总会想起那暖暖的两巴掌。 在叔父的灵堂前,看着遗像中的叔父在对我微笑,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贫穷但快乐的童年时代……(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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