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河杨泗庙  （油画  李冠生）

蜀河码头  （油画  郭民有）

    位于汉江中上游安康旬阳境内的蜀河古镇，自古以来都是陕南进出口岸的交通咽喉要道和物资集散地，在上世纪70年代初襄渝铁路和公路修建以前，航运始终是陕南物资进出的首选，蜀河古镇被誉为“小汉口”。在历史上蜀河古镇因水而兴，伴随而来的船工自助组织――船帮也在此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明清时期最著名的江汉八大船帮均在此设立会馆，如今的黄州馆、杨泗庙古建筑遗址就是八大会馆的翘楚，其建筑规模和豪华程度足见当时的兴盛繁荣。
    蜀河古镇昔日的鼎盛也同时源于蜀河古渡，古渡遗址在今蜀河镇南街头，前临汉江后靠绝崖，上邻汉江金子沟（漫湾）船帮码头，下接蜀河与汉江的交汇口。据资料记载，早在2500年前，汉江旬阳境内的蜀河就有了渡口。明清两朝为蜀河船舶发展的鼎盛时期，舟楫是沿江民众出行的主要工具。蜀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往西溯江而上，可达兴汉转至四川，顺江而下，往东可达襄汉转到湖广，北通过骡马古道把船帮运来的南货由骡马帮转运至西安。明末清初，蜀河商品经济日趋发展，湖广移民大量迁入，汉江黄金水道进入鼎盛时期，四方客商纷纷在此定居经商，建商号，开当铺，设钱庄，建会馆。一时间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八方来客，生意兴隆，成为陕南进出货物的重要集散地。
    据当地老船工回忆，蜀河古渡的船只在当时多达百余艘，从古镇汉江码头一直延伸到上游1.5公里的金子沟一带，可谓千帆林立，百舸争流，十分的壮观。最为著名的船只有大摆江、大楸子船，吨位达到60余吨，小船系列的有老鸦船、小划子等。这些船只主要是货船，专门为旅居蜀河的客商往来运送货物。蜀河航运业的兴盛诞生了船帮，那时，船帮从蜀河至武汉往返一次需要半年多的时间。每年桃花水(春季桃花盛开汉江第一次潮水)时就是出船日。每次出船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场面颇为壮观。
    在出船的头一天晚上，船主要把船工召集起来，设宴款待，交代相关事项，征求大家意见，化解各种矛盾，解除船工的后顾之忧，一旦上船必须精诚团结，和衷共事。 
    船队出发叫开头，开头时第一要燃放礼炮；第二要烧香磕头，拜敬水神；第三要杀鸡见红出船吉利，就是选一只大红公鸡在船头宰杀，将鸡血洒向江面，预示着吉利。据当地老者讲，船工是高风险行业，日常作业非常辛苦，触礁打船、遇浪翻船、累死淹死的事情时有发生，举行这样的仪式，也寄托了人们对船工的祝福。
    蜀河船帮和船运业的兴起标志着蜀河商贸流通的繁荣昌盛。由于蜀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吸引外地客商大量涌入蜀河，其中最多的是湖北、关中、河南、四川等地客商，尤以湖北、河南客商居多。
    明清时期，陕南汉江沿岸以汉江黄金水道作为当时唯一的交通大动脉，随着船业运输的兴盛，船主们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了帮会组织。船帮组织由四种形式构成，一种是船主有船但不驾船，船主只当船老板，专门搞船舶上的业务和外交活动，随船而行，这类船舶吨位较大，一般在20吨以上，装货比较单一，专门给大商号包载包运，俗称“包载子”，航运的线路一般都比较远，如老河口、丹江、汉口。另一种是船主有船，自己也从事驾船，这类船舶的吨位比较小，大都在10吨以下，由于受经济条件因素的制约，雇佣的船工较少，拉运的货物比较杂，俗称“揽载子”，航运的里程短，专门从事蜀河至白河、旬阳、安康境内的短途运输。第三种是有驾船航运技术，但自己没有船，又称“卖舵把儿”的，这类人技术高，是专门以驾船为生，为船主驾船送货，大都属于驾长，跑长途的驾长下一次武汉，船主会提前把定钱讲好，先预付一部分费用，待船舶回蜀河后再一次性付清；还有一种是一般船工，下水摇橹荡桨，上水拉纤上滩，稍有一些技术，但在船上仍然以卖苦力为主。这种卖苦力的船工被世人称为“三子”，上滩拉船出力像“舅子”，在捡纤担路上攀登纤路像“猴子”，船到码头后，洗了澡，换了衣服，摇着扇子坐茶馆进酒肆像“公子”。
    船帮在蜀河是一个比较大的帮会，以“杨泗庙”为活动点，据考证“杨泗庙”修建于清康乾时期，系船帮自筹款项修建，“杨泗庙”有四种用途，一是祭祀，拜敬船帮祖师爷杨泗，祈求平安，一帆风顺；二是船帮娱乐活动场所。逢年节，“六月六”杨泗爷庙会，平常来自省内外的戏班子、剧团，诸如川剧、豫剧、汉剧、秦腔等剧种在这里经常轮流演出，热闹非凡；三是船帮开会、议事场所，研究船帮的内外事务，航规航纪，公共事务，维护船工的合法利益；四是由于“杨泗庙”坐落的地理位置优越险峻，在人们心目中它具有镇水消灾作用。当地有个传说，汉江洪水再大，“杨泗庙”老爷永远不会洗脚，说明再大的洪水也不会涨到“杨泗庙”大门去。另有蜀河古水文石刻水位记录，第一处是弘治水文石刻，仅“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五字单行竖书，字框高26厘米，宽6厘米，若以中线为准，比1983年8月1日高48厘米，是迄今安康境内所见最早的汉江洪峰水位记录；第二处是万历水文石刻，有十七字，“万历十一年至止高三尺，四月二十三日”，字框高51厘米，宽22厘米，按明尺每尺合今31.3厘米依“万”字往上高三尺，可以推知明万历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583年6月12日）比1983年8月1日最高水位高218.9厘米，这两个水文石刻是汉江安康境内最高水位记载，同时也是发现的最早汉江水文石刻。
    船工互助最明显的作用是险滩拉纤和渡险，在蜀河境内就有一个红龙险滩，经常是四艘船舶同时结队航行，逆流上滩时，四艘船的船工统一集合到一起，在滩上一艘一艘地往上拉船。纤夫喊着上滩的汉江号子，这类汉江号子有节拍、有节奏，声音洪亮，有词调，以音助力，促成了特有的纤夫号子。每次船舶上滩时，在距红龙滩上游的古镇码头不约而同集合了上百人在此观看助威，这里边有的是迎接船上的亲人，有号铺的老板，伙计，有当地居民，男女老少非常热闹，成为码头上的一大景观。
    蜀河文史爱好者陈明一老人感慨地说：“在过去，历史上没有铁路、公路的情况下，汉江是唯一的交通黄金水道，没有汉江黄金水道，就没有蜀河的船帮，没有船帮的兴起和发展，就没有蜀河当时商贸的繁荣和昌盛，就没有‘八大号’、‘四大帮’的兴盛，可以说蜀河船帮是蜀河商贸繁荣的载体。”
    蜀河古镇和汉江船帮是汉江航运的历史缩影，是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的文化遗产。（作者供职于旬阳县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