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民国
新闻作者：文 / 张永涛 图 / 陈 皓
一抹残阳下的村庄，静静坐落在扶风县北部关中环线的路旁。村庄的名字叫七里桥，距离佛教圣地法门寺大约七里路。
七里桥与关环线的交接处是一条笔直的通村水泥路，路的左右两边各有一通高大的石碑。第一通碑刻着“正气所存”，是于右任先生为纪念民国时期的戏曲教育家王伯明先生所书；第二通碑刻着“福佑后世”，是七里桥百姓为纪念民国时期国民党34师师长公秉藩所立。从古到今，立碑或是歌功颂德，铭记历史，或是纪念祖先，教育后人。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个村庄的两位民国人物到底有什么故事让后人念念不忘呢？
站在七里桥的村口向西边望去，此刻，那道残阳似乎放慢了脚步，这样的节奏让七里之外的法门塔显得更加凝重。就在那时，我凝视那两通石碑，想去寻找民国的脉络，或者是民国的气息。
王伯明的孙子王昌安如今已经六十岁，他在临公路的自留地里修剪着苹果枝干，用庄稼人的行话说就是疏果，而他家地头就立着那通刻着“正气所存”的石碑。王昌安习惯把他爷称为举人爷。他一边疏果一边告诉我，举人爷生于1870年，光绪癸卯科举人，也是扶风县最后一位举人了。民国初年，举人爷被推举为陕西省临时议会议员，省教育厅社会科员。举人爷最大的功绩就是与同盟会好友杨西堂、李桐轩、孙仁玉等人创办陕西易俗社，后来还担任过社长。民国四年，受广州非常国会邀请，举人爷被孙中山先生聘请为大元帅府顾问。
时至今日，最让王昌安感到骄傲的就是举人爷当年拒绝贿赂的事情。民国12年，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以五千元一票贿赂各议员，受贿议员众多，但被举人爷拒绝，并说：“此在他人则可，在我则不为，议员代表民意，若以气节易金钱，人将谓我何，若逼我，甚是促我毙命也。”好友于右任先生钦佩其气节，大书“正气所存”四字相赠。也就是今天纪念碑上所刻的文字了。
残阳渐渐消失了，天色暗淡下来，该是庄稼人收工的时候了。我们离开苹果园，来到王昌安的家里。好客的王昌安在仓库里给我翻腾出几个秦冠苹果，说是去年剩下的，尽管放的有些久了，但味道不错，非要让我尝尝。我是吃着秦冠的时候继续听王昌安讲述举人爷的故事。
王昌安又从王家当年高大的砖雕门楼和门口两个凶猛的石狮子说起。说到举人爷在家时，王家经常是门庭若市，文人墨客不断，后来举人爷辗转西安、北京、广州等地，为了革命事业而奔波。在易俗社期间，他创作了提倡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的剧目，如《共和纪念》、《欢迎议员》、《自由恨》、《开国图》、《训俗享》、《新审判》等作品，都在易俗社排练和上演过，也曾激励有识之士，轰动一时。忧国忧民的举人爷由于过度积劳，晚年不幸双目失明，他只得卖掉西安的宅子，带着家眷，赶着马车重返七里桥，而那时候，他们家又成为了地下党人活动的联络点。他的奶奶总是忙前忙后，为革命活动提供方便。由于举人爷的特殊身份，以至于王家一度被地下党人称为扶风的“英租界”。
王昌安还说，举人爷去世于1942年的初春，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长蒋中正，检察院长于右任都发来唁电志哀，并拨款助葬，易俗社也两次来扶风纪念演出。可惜举人爷的坟墓在文革时候被夷为平地，现在只能记得大概位置，每年清明祭奠，只能在麦地里烧些纸。如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举人爷的坟墓，给举人爷一个交代。
王昌安把举人爷的故事讲累了，他决定带我去找公秉藩的后人。那时候天色已晚，但为了不留遗憾，我还是去了。因为王昌安告诉我，公秉藩也是个传奇人物。
村庄里有一个世界,世界里有一个村庄。遥远的民国被村庄里的人们传说着，也被遗忘着。好在历史的踪影偶尔还能够被实物所印证，比如村庄东头那所八十年前修建的心如学堂。摇摇欲坠的心如学堂与公秉藩的老宅正对门，这是一所四方形的学堂，坐南朝北，大门上部为青砖拱形，顶部全是精美的砖雕图案，有盛开的花儿和飘浮的云朵。大门一侧墙壁上“严谨治学”的标语隐约可见。进了院子，东西走向有一排砖土混合的平房，全部是蓝色门窗，上圆下方，很有民国的味道。随便走进一间教室，墙壁的黑板，梁柱都还完好，让人仿佛能感受到民国孩童那朗朗读书声。院子东面留下一道残缺的墙壁，依旧在经受风雨的雕琢。西边一块石碑静静地躺在草丛中，正面朝下，至于记载的什么，无人可知。
心如学堂的民国建筑风格，使我想起了青木川的辅仁中学。辅仁中学由自命司令的魏辅唐于1942年出资修建，而心如学堂则是由国民党34师师长公秉藩于1935年出资修建。如此算来，心如学堂还早辅仁中学7年。但无论早与晚，无论小学中学，无论司令还是师长，其办学目的都是教书育人，在今天看来，这一善举，都值得后人褒奖。
在公秉藩的后人宅院里，踏着一道石板条，我们进到堂屋，却遇到了意外。公师长那个已经八十多岁的侄儿躺在炕上，看样子是病得不轻。他的侄孙说，他爹现在状况很不好，家里人都给准备后事，但听说是了解他伯祖父的事情，他还是给我做了简单介绍。
公秉藩早年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由此投身军旅，半生戎马。1929年，关中大旱，公秉藩回故里省亲，目睹惨状，慷慨解囊,给邻近10村每户散银圆4块，以救燃眉。消息传出后，四方难民蜂拥而至，不到两天，散发七八千块银圆。此时，饥饿病妇携儿带女，依旧不绝，公秉藩不忍却之，遂派人借银圆五百，又悉数放出。事后，当地百姓编了一段顺口溜：“七里桥，八里宽，十室九空断炊烟。公师长散洋七八千，赈济穷人度难关”。
公秉藩义务修建学堂免费教书育人也罢，开仓赈灾救济百姓也罢，都是善举，是为人之道。但作为军人，他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一件是1931年5月，作为国民党28师师长的他与毛泽东带领的红军在井冈山打仗，后来被红军俘虏，他却化装成普通士兵得以逃脱；另一件事是1941年5月，作为34师师长的他，在参加中条山战役时被日本人俘虏，后来投靠汪精卫伪政府。解放后，公秉藩被列为战犯，判刑十年，但由于之前做过一些善事，1953年又把家里珍藏的商代青铜鼎捐给政府，全力支持抗美援朝，因此被特赦回到七里桥，从此成了普通农民，耕地种田。
这个初夏的夜晚，民国早已远去了，村庄却依旧。天空中的星星还在眨巴着眼睛，而我是借着月光离开了七里桥村的。遗憾的是，我始终不知桥在何方。好在，我知道了一个村庄的民国。（作者供职于千阳公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