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我翘首期盼的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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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我翘首期盼的人走了

新闻作者：■ 杨建全

那天哥哥打来电话，说舅舅去世了,我大吃一惊，翻看日历是正月的二十二日。
半个月前我还去看望了他，那天太阳难得的好，他穿着那件在我印象里多年未下身的黑色棒棉袄，头上戴着“火车头”棉帽。慵懒地坐在一把老圈椅上晒“暖暖”，我叫了一声“舅舅”，他只微微笑了笑。我说：“今天天气这么好怎么不出去打牌？”舅舅用沙哑的声音说：“坏怂现在打牌不要我了，嫌我老了。”“你才72岁，不老啊，还能再打。”我宽慰他说。舅舅前几年经常熬夜打麻将，基本天天通宵不睡觉，身体处于严重透支，终于有一天晚上，他扣了一个“炸弹”，人就溜到桌子下去了。经过医院近半年的治疗，脑血管基本恢复正常，但留下一屁股烂账和说话走路异于常人的后遗症。表哥常年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上学，表嫂去广东打工维持一家7口人的开销，日子过得很紧巴。我们去看望躺在病床上的舅舅，表哥说起困境，我们一帮表兄弟就说，不行了叫其他一路打牌的三个分担医药费。舅舅听了从床上爬起来大骂道：“羞死先人了，打牌是我自愿的，跟其他人有啥关系，你们没有钱了就想这种主意，老子不治了，马上出院。”看舅舅发怒，我们只得灰溜溜地出了门，老实巴交的表哥在我们走时说：“你舅说得对，都乡里乡亲的去告人家以后在门上没办法呆了。”
在我的印象里，舅舅是个传统、老实的庄稼人，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不善言谈，以前到我们家里去做客，他只会闷头抽烟，或者看看家里有什么活路干，去闷头干活，多余的话从来没有。但父亲说，舅舅是我们的恩人。小时候家穷，每年到腊月我们家就基本断粮了，年关成了难关，母亲会念叨说你舅舅怎么还不来。我们弟兄四个，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每夜饿得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只听得哥哥和自己肚子咕咕咕的叫声。每天坐在门槛上看路上会不会出现舅舅那“伟岸”的身影是我的主要任务。在腊月二十一、二舅舅会挑着担儿准时出现在我们家里。两个大筐子里是晒干的红薯片和几吊肉、或者白花花的大米。这可是舅舅步行近五十公里路、挑着百十斤的行李，赶过来让我们度过年关啊。那时舅舅家也很穷，他呆的那个地方是洋县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乡镇，素有“干八龙、穷四郎、白石不是个好地方”的七山二水一分地的八龙乡，远远比不过我们汉江之畔的龙亭镇。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舅舅他们一家8口人估计是饿着肚子，从嘴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点粮让我们全家人得以活命。
舅舅知道我们是生产队的缺粮户，日子有上顿没有下顿，他来拜年时从来不把舅母、表哥、表姐带来做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家里条件好了，表哥他们才认识我们家的路。
舅舅一生平淡而祥和地生活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是他为这个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他与世无争，也不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对子女也没有什么要求，他们像落进地里的草籽，落在哪里就在哪儿生根发芽，顺其自然，能念出书来固然好，但学上不出来就去务农，不必要去刻意追求大富大贵的生活，一切顺其自然。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竟然让他在他们的小村庄活得很有人缘。大家都很敬重他，几次选村长，竟然高票当选，但他屡次推脱，他知道自己笨嘴少言，干不好那些事。表哥们渐渐开始当家了，舅舅肩上的担子也轻了，他忽然迷上了麻将，赌注不大，一二块或者二四块，但舅舅老是“孔夫子搬家――尽书（输）”，虽然表哥没有怪罪，但他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去看他尽量给他买营养品，不给钱。有年夏天，我去他那儿，走时他把我送了很远，似乎有什么话想说，但又不好开口。终于，在我劝他回家时，他才吞吞吐吐地问我身上方便吗？说最近输的没钱玩了。我倾尽身上所有，舅舅只拿了贰佰元，还羞涩地说别告诉我舅母和哥哥。从那以后，我常会偷偷塞给他几百的，每次舅舅笑得嘴像豌豆角一样，我也很开心。他劳苦了一辈子，也没有什么爱好，年事高了，随他去，只要快乐就行。
舅舅去世了，他走得很安详、平静，犹如他静静地活着，又静静地离去。而我时常在脑海里会想起一个六七岁的孩童，站立在凛冽的风中，翘起脚尖眺望着那担着竹筐“伟岸”的身影，妈妈说，孩子不哭，孩子不饿，你舅舅很快就会来了。
（作者系留坝公路段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