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的路遥 - 陕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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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念的路遥

新闻作者：○ 赵虹

2015年二三月间，根据路遥先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陈丹青曾说：电视剧这东西，或是当今之小说。我以为这个判断是对的。
春分已过，未至清明，雨水在小说中的“省城”开始多了起来。雨水多的季节，心情也文艺了许多。
躲在玻璃窗的里面，看玻璃上雨珠滑落，看玻璃外面的世界雨丝漫飞，虽然呼吸中还带着微微的寒，嗅觉里却闻得到清新的泥香。院墙外的街道上，行人和车辆稀稀落落，落在地面的雨水汇成一汩一汩，向低洼处淌，思绪就也随着这流水的方向朝着心底里最柔软的尘封漫去。
十六年前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春天里，第一次拿起路遥先生的这部小说时，印象中竟也是雨水丰沛的回忆。仿佛只有这样的天气，才适合读一部长卷。那些年，路遥和《平凡的世界》陪伴我好几年。
这好几年间，也读过一些介绍、纪念先生的文章，于是小说里“少平”的形象渐渐被先生的影像替代。
再有重读《平凡的世界》的冲动，正是自这部同名的电视剧而起。路遥原本姓王，生于光景烂了包的穷苦农民家庭，曾在县立中学读书，而后回乡务农，在村小学校做过一年的教师……单看这些简历，就难怪会把先生的影像叠加在少平的身上。
文革时期，先生干过造反派，当过派系领袖、县革委会副主任。我本人文革后生人，这段历史能读得到的少之又少，见过的影视剧场面多数都是无比鲜艳、无比狂热的。狂热的又让我想到小说里另一个人物――孙玉亭，少平的二爸。
渐渐我觉得：小说中每一张人物脸谱的后面，都藏着一个路遥。他们栩栩如生站在平凡人生的舞台上，形态各异却眉眼相似，他们一个个，守着先生挚爱的家乡、先生热恋的黄土地。我以为这正是先生塑造小说人物之伟大。
渐渐我觉得：先生在自己的文字里把自己支离破碎，故意把自己的性格拆开、热情拆开、现实拆开、梦想也拆开，揉碎了和成面，再捏出一个又一个。
孙玉厚，少平之父。这是农民的路遥。憨直、平凡的活在人生边儿上，远远地躲着、瞧着、顺从着生活。他可能在村道旁拾着牛粪，可能在高粱地头吧嗒旱烟，他习惯了守着土地和窑洞，简单又固执地守望贫穷。他相信：天是高的，云是飘的，生活是日复一日的命，而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没什么好挣的。他看着弟弟玉亭闹革命，看着少安、少平两个孩子闹光景，他也想要好，但是不强求。光景不好，他没怨言，因为他信命，是命不好；光景好了，他会担心会焦虑，继续吧嗒旱烟、继续捡拾牛粪。正如先生的一生：似孙玉厚守着黄土窑洞一般，在甘愿的贫穷里守着自己的文学梦。所幸，获得茅盾文学奖好比玉厚老爹箍得起一字排开的五孔砖窑，圆了先生的梦想。可惜，先生要借钱做盘缠去北京领奖，借钱去买100册《平凡的世界》来馈赠乡邻友人。
孙玉亭，是另一个路遥，狂热于政治的路遥。据说先生是仕途不得志以后才归守文学世界的。孙玉亭在小说里是狂热的政治信徒，可以不营务、不管婆姨和碎娃、不过光景，但要革命、要看报读政策。他热衷狂热的大会战场面，热衷狂热的大批判场面。他是激进的、热情的政治农民。玉亭和“只做双水村政治家”的村支书田福堂本质的不同就在于此：玉亭是一介政治农民，福堂支书代表的是农民政治。先生二十四岁、也就是1973年之前的前半生从某种角度看起来，像极了司空见惯农民政治却澎湃狂热的政治农民。
田福堂的弟弟田福军，也是先生，代表先生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是惠泽整片黄土地的政治抱负。驱策田福军改革梦想的原动力就是“让农民从黑面馍吃到黄面馍再吃白面馍”，这不断上升的需求，是贫穷甚至是极度贫穷才能生得出的念头，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农村改革者们共有的政治气质。这种需求是迫切的，这场改革是迫切的，这个抱负是迫切的。
而那个因惠泽而应感恩的孙玉厚，那个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农民孙玉厚，依旧拾着牛粪吧着旱烟守着命，能把光景过好能吃饱能吃着麦香饱满的白面馍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命。
我们平凡的世界，原本就是这么局促，就是在局促中成长和醒悟。
平凡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世界，是我们的亲人和爱人，是我们生活的农村和城镇，是日升月落的每一天，是时而坚硬如铁、时而婉约如雨的心，是余华先生的《活着》……
或许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生活就该历经苦难。唯有苦难，漫长遥远。
所以，这就是路遥，这就是我怀念的先生“路遥”。
所以，我一直记得先生女儿的名字，便是“路远”。
（作者系勉县路政中队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