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7期 第1386期 本期开刊时间: 2015-06-30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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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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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
    【推荐理由】
    这是一部血泪之书。数以千万的前苏联人以惨痛的经验,甚至生命为代价,在严酷的极权体制下,发出痛苦的呻吟。时有可能飞来横祸,生命丧失习以为常,亲情被举报撕裂,友谊因政治隔离……当强大的国家暴力时刻笼罩在头顶,当无处不在的恐怖深深盘踞在心底,耳语成为前苏联人传递真实想法的唯一方式,沉默成为自我保护的不二选择。
    这是一部教训之书。从最初对屠杀和镇压的恐惧,到接受严厉的斯大林主义;从习惯既成现实的不公与邪恶,到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前苏联人因炼狱之旅的惨状而顺从和驯服。
    这更是一部反省之书。当权力的铁蹄践踏民众时,人们有理由自问,是谁唤起了如此嚣张的利维坦?当国家犯罪公然盛行时,自己负有怎样的责任?
    只要罪恶没有被彻底清算,悲剧就可能再次重演。20世纪极权政治的罪行与黑暗远远没有被充分暴露。《耳语者》见证了极权社会人性的扭曲,以及警察国家里众多被牺牲者的生活。虽然沉默没有被真正打破,民众对斯大林体制的控诉,却经由《耳语者》的记录而得以部分保存。(新京报书评周刊)  
    【书摘】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3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温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安东尼娜的哥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表亲们,四下逃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其中多人从此销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那是一个伐木营地,沿河设置了5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了1000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冬天,大雪压垮其中的两座营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得依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一个单间房,该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她承受的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卑感积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安东尼娜是一名聪明的女子,性格坚强。她下定决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导看重她的主动积极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身视而不见。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一个关乎自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件,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她现在声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直到该党在1991年遭到取缔),不是因为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想转移他人的猜疑,以保护自己的家庭。她也许认为,入党将有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安东尼娜对她的先后两任丈夫都隐瞒了自己的过去,而她与他们同居的时间都超过了20年。她与第一位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是终生朋友,却很少谈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奥尔基的姨妈来访时说漏了嘴,安东尼娜方才获悉,他的父亲原是遭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这么多年来,安东尼娜竟茫然不知,这位与自己结婚的男人竟和自己一样,青少年时期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 
    安东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爱沙尼亚人,名叫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人民公敌”家庭,其父亲和祖父1937年被捕,她也一无所知。她自己从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经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以及媒体对斯大林镇压的公开批评,他们受到鼓励,方才启齿。另外,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借机袒露了互相隐瞒40多年的秘密,但仍担心共产党的反击,便商定不让当教师的女儿奥莉加知道。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蒙在鼓里反而能给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直到1990年代中期,安东尼娜才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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