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风月 - 陕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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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风月

新闻作者：佚名

    电影《色・戒》近期颇受关注，也让一位向来有争议的作家张爱玲再一次走进了公众视野。喜欢张爱玲的人说，她是民国时代的“临水照花人”。不喜欢的人却指责说，在民族沦亡的时候，她不关心抗日，在爱情与正义之间，她选择了爱情。因此，不管文字如何美丽，张爱玲是不配得到称许的。对张爱玲的评价是否太过苛刻？她的作品真的只关风花雪月、不顾家国恩仇吗？
    据说民国初年京城的茶馆里，常有店家对茶客提示：莫谈国事，只谈风月。可见“国事”与“风月”作为指向相反的两组概念，早就深深印刻在国人的意识之中。
    傅雷当年评价张爱玲的小说说，在那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张的出现堪称“奇迹”。“奇迹”出现的前提，是远离“国事”。这在他人，比如许多蛰居沪上的新文学作家，或者是一时的韬晦之计，刻意规避的结果，可在张爱玲这里，却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她与政治始终保持距离。事实上，如果没有外在的压力，她绝不在小说中谈“国事”，即使像《色・戒》这样似有“国事”影子的小说，她也注定要将其变为一场“风月”。原因无他，张爱玲看人生、观世界的角度，原本就是非政治的，政治的表皮下，她关注的始终是“乱世”中个人命运的沉浮。
    纵观张爱玲的作品，始终弥漫着她对生命、生活的虚无感，也是她作为一个作者对读者的残忍。我以为，人们，尤其是生性敏感的人，都是很容易产生这种虚无感，所以我们才要去追求某种美好，甚至在一些时候要沉湎于某种幻觉。张爱玲却打碎了人们想要保留的这份情怀，道出了人们不想提及的某些真相。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女人，张爱玲都是一个极端的范本，一个在多变的时代中由于多变的境遇强化了某种天性的个性鲜明的存在。她以冷漠而绝望的内心拷问人生，又在世俗的日子里热爱和讲究着生活的具体细节，沉醉于每一个日子转瞬即逝的美丽。为了救赎自己，她用文字创造了一个华美而苍凉的世界。又以从容优雅同时又薄情寡义的姿态，把人生中的阴残与绝望娓娓道给读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十八春》中的顾家姐妹无不流露出这样的气息，叫人读来不得不辛酸，又不能不往下看。这就是张爱玲作品那种叫人痛到深处的极端的感染力。
    我认为，“风月”并非仅指男女，而是指个人、世俗生活。用现今流行的术语，不妨说，“风月”即是“个人叙事”，正如“国事”略等于“宏大叙事”。张爱玲之所以大谈乃至只谈“风月”，一方面是循性之所近，另一方面还是相当自觉的选择。张爱玲坚持认为：“我发现弄文学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略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这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述，但也不难意会，在张爱玲看来，所谓“飞扬的一面”是人生表面的浮沫，尖利刺耳的喧嚣，而“安稳的一面”，即琐碎的个人叙事，则是人生之常。
    张爱玲没有从政治的角度谈论过个人主义，她的个人主义通常也不表现为政治姿态，但毫无疑问，她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在她那里，个人跨越国家、民族，直接通向普遍人性。在小说世界里，她不允许国家、民族遮蔽个人，所以，她只谈“风月”。
    在中国灿若星辰的作家队伍里，张爱玲无疑是个绝版，不是所有的女子都能有她那样的能力和定力，能够逃脱这窒息的感觉。张爱玲是足够聪明的，但是聪明对于现实，很多时候却如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在呼吸间可能就耗尽了一个人的一生。只要“风月”谈得好，也能够就世界、人生、人性，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若一生就在如此“风月”的文字环境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个鲜明的文学形象，又有什么不好呢。   (请本文作者与本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