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解构主义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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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解构主义民俗

新闻作者：○ 郭少言

当周星驰在一部部电影里，无厘头地嘲讽所有权威和教条的时候，北大学生为星爷贴上“后现代解构主义”标签，小流氓形象骤然高大尚起来。“解构主义”发轫于六十年代的法国，消解一切传统、权威、教条的东西，历属“后现代主义”先锋理念，此“主义”使设计界创造出一批颠覆传统的前卫作品。人们对《大话西游》乐此不疲的深奥解读，远远超越了它本身的娱乐性，尽管周星驰并不知道什么是“解构主义”，这种不自知与我的陕西乡民是多么的相似！
在陕西的农村，当你看到哪个村儿大摆筵席，邀请吹鼓手广而告之，唱三天大戏，放三天电影，亲朋好友齐相聚，推杯换盏，其乐融融，那是死了亲爹妈，过事办丧事呢。一位中央美院教授到此采风，看到这情况，感叹道：“这哪里是对死者的哀悼，简直就是生者的狂欢！”在长武一些地方，还有“耍孝子”的习俗，抬棺材的民夫不好好走路，故意颠来倒去，制造滑稽效果，以让孝子尴尬为己任。舅家人给孝子披上喜庆的大红被面，一路吹吹打打，弄得跟娶媳妇一般热闹。
民俗之为约定俗成，有它文化上的渊源。最早在丧事上载歌载舞、欢呼雀跃的人是庄子。一天，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唁，见庄子在家击鼓盆而歌，问这是何故？庄子解释说，妻子最初没有生命，没有形体，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间，最原始的东西经过变化而产生气息，又产生形体，产生生命，如今变化为死，没有了生命，这种变化像四季一样运行不止，现在她安息天地间，而我却要哭哭啼啼，不是太不通达了吗？这种豁达的生死观渐渐融入地方民俗，陕西农村的丧事以鲜明的形象体现着一种生死哲学。
然而，事实又不那么简单，陕西民俗具有非凡的包容力，取了庄子的鼓盆而歌，同时也接受俗人的死亡痛苦观。除过大摆宴席外，在一些环节中还是要哭，哭声要震天响，左邻右舍一条街都听得见，自家人哭都嫌不够，还要雇人来哭，以造势，以示丧事之隆重，子孙之孝敬。特别是在出殡的那一刻，鞭炮一响，如放了起跑枪一般，哭声暴发，悲恸一地。因此乡间有了职业哭丧人，不管认不认识事主，都哭得撕心裂肺，且边哭边唱，长篇大论，形成一种仪式。我相信这种长篇大论是不需要打草稿的。有一年，我在彬县的花果山过正月十五，一名农妇站在佛爷像面前，拖着哭腔在唱，仔细一听，内容竟是她一年来的种种遭遇，种种感慨，种种期望，不歇气地唱上一个时辰也不嫌多。那种投入的劲头是完全不顾身边人山人海，即兴创作能力之惊人，非我等文字工作者能及。
陕西民俗的“解构主义”精神，把多庄严的事儿都能给你消解了，办丧事如此，办婚事亦然。有个闺蜜嫁了法国男人回陕西办婚礼，迎亲队伍、司仪、鲜花礼品一应俱全，让法国公婆颇感中国婚俗之隆重。当儿媳妇在众人面前端茶拜见公婆时，司仪问法国老太此刻什么感受，老太说了句话，只见儿媳笑不成声，众人催促翻译，原来是问：“这么庄严的仪式，你怎么用一次性纸杯子给我端茶？”众大笑，对忽视细节、凑合了事的一贯作风蛮得意，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当洋公婆竖耳聆听两个新人庄严的婚誓后，忽然就被不知谁的手抹了大红脸，然后又是哄堂大笑，穿着极体面的公婆，先是尴尬无比，后又入乡随俗，跟着畅怀大笑。这里面的心理，我分析，公婆娶妇是占别人家便宜，大伙儿不份儿，因此耍耍他们，出出丑。可有时候，我看对“岳父、岳母”这种怀着泰山式尊重的人物也不手软，照样给抹个大花脸。
仔细一想，我们的婚俗是一出从头到尾的闹剧。从一开始，新郎队伍进门接亲，不能有礼貌有尊严地进，要粗鲁，要砸门，苦苦哀求，软硬兼施。进了门，又要找鞋，死磨硬泡地玩一会儿捉迷藏。好不容易给新娘穿上了鞋，新郎还得吃上一碗娘家人做的恶作剧性质的“荷包蛋”，又辣又苦，怪味翻新，层出不穷，眼泪鼻涕的出够丑方作罢。然后在饭馆里（而不是教堂）进入西方环节，新娘着西式洁白婚纱由着西装的岳父挽着，在“结婚进行曲”的伴奏中将新娘交给新郎，一对新人互换戒指，庄严起誓，此时的司仪充当临时牧师。然而，西方仪式总归不是正题，也就是学电影做个样子，庄严不到一会儿就开始本性毕露耍公婆了。我那西安丁家桥的老表姐娶媳妇的时候，被扎了两个冲天辫，戴条滑稽的围裙，当众扭秧歌，已经瘫痪的表姐夫头上也顶个酒瓶助兴。耍完公婆、岳父母还不过瘾，又去耍伴郎伴娘，其开放、暴力的程度呈逐年上升态势。新娘换旗袍出来敬酒，新郎仍着西装。最后，公开“闹洞房、听墙根”，对平日最忌讳的房中事大肆渲染，造气氛。参与和策划这场闹剧的不是无耻小子，而是公婆、大叔大婶、新郎哥们、新娘闺蜜们。当然，在紧张的婚礼前期策划中，大家最担心的不是搞砸了，是怕冷场，又怕不煽情，搞笑的中式与庄严的西式就这样土洋结合了。扪心自问，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应该走的过场吗？
你越是觉得重要，我就越要搞笑，当你板着脸正襟危坐的时候，周星驰们上去挠个痒，你的一切严肃认真顿时便解构了。这就是我们陕西民俗中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