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仁宇【美】
    中华书局  
    2007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24次印刷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没有被“演义”的历史书，长得样子却很像小说，因此，即使你不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研究者，你也可以拿起它，享受阅读小说的乐趣。这便是畅销的原因，自这本书1982年问世以来，广受读者欢迎，我推荐的是《万历十五年》问世三十周年增订纪念本，仅这个版本已经印刷了24次，一次都有40万册。该版本同时收录了两篇《神宗实录》《1619年的辽东战役》《<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等珍贵内容。
    这本书最初以英文写成，再由黄仁宇先生亲自翻译成中文，英文版书名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确这一年没有发生大事，然而所有大事却在这一年埋下伏笔，读完这本书，你便会相信，明亡不在崇祯而在万历。明代是汉人最后的帝国，在中国有很多“明粉儿”，对明史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在明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黄先生在本书中以生动的故事驳倒了这一毫无希望的揣测。不但资本主义在彼时没有发生过，那种维护落后农业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正是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本书能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问世的原因，彼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正在迫切寻求经济发展的出路，解放思想的思潮方兴未艾，这本书使人们意识到观念的守旧对改革与创新是一种根本的戕害。
    作为一个非历史研究者的普通读者，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本书对人的解读，从中看出中国人性格形成、官僚体制与人情社会潜规则的深厚历史基因，甚至，在读到某个明代场景时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当下社会的场景。那种存在于庞大的官僚集团中，微妙的人情洞察、守旧思想、对开拓创新者与特立独行者的残酷孤立和打击，至今都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个性及处世的方法态度，无不继承着我们的明代祖先。不仅万历的首辅申时行的行为处事无不受到活着的祖宗控制，就连四百多年后的我们仍生活在这位“祖宗”的影响之下。因此，这是一本具有当代意义的历史书，当代人在没有隔膜感的同时，会恍然大悟现实之种种谜题。
    黄先生选择了六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构成七个章节，他们是万历本人、首辅申时行和张居正、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势。每个章节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方面展开一个真实生动的时代画卷，笔触温和，修辞文雅，娓娓道来，不以个人观点判断历史人物，而是站在人物的现实处境之中，想人物之所想，鲜活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书摘】
第一章　万历皇帝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难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待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促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绝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10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