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伸组织大家到台湾旅游，刚回来，兴致犹在，写了三首诗《台湾行》发在朋友网上，都有同感。突然感冒，发起烧来，迷迷糊糊睡了一晚，天刚亮，电话响了，是儿子的电话，说陈忠实去世了。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他得的病我是知道的，两个月前，我给他发信息，他还回了电话，真后悔没有去医院看他，这么快就走了，阴阳两隔，实在让人无法承受。我立刻写了《哭陈忠实》：害怕这个消息，偏偏来了这个消息，不敢相信，可视屏上早已下起磅礴泪雨。三十年大漠知遇，月亮下结为兄弟，吃一碗文学饭，甘愿享受文字牢狱的孤寂。一部《白鹿原》，举起文学依然神圣的大旗，一个个人间鲜活的故事，攀着时间生死的绝壁。是历史如实的供述，是天地正直的呼吸。忠实啊，亲友爱着你，读者等着你，世界需要你，为何你匆匆离去？忠实啊，归来兮，喊也无力，哭也无力，怎么连苍天也无力……
追思往事，大概是1984年，忠实，莫伸，郑定宇和我一同到汉中讲课，我们住在一个屋里，我和他聊了一个晚上，那时还年轻，我说的是自己的初恋，忠实听了说，很有意思，他要写成小说。之后我们一同拜访了汉中作家王蓬，王蓬，特意杀了家里的一头猪，我们吃了拿了，高高兴兴回西安。那时侯，我认定忠实是可以交心的朋友。机会有了，在1985年榆林召开的长篇小说座谈会上，我和忠实走进沙漠的深处，对着月亮跪拜，发誓永不做对不起对方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长安》出事，我被撤职，到海口漂流，一晃近十年过去了，我们不曾见面，也没联系。一次逛书店，买了一本他刚发行的《白鹿原》，一口气读完，随后，我想把陕西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介绍给海南的读者，我先后写了“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和谷和他的《铁市长》”，也写了“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前两篇发在了《海南日报》上，关于陈忠实的一篇报社出了清样，出报时却被砍掉了。编辑说上面有指示，我无可奈何。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冬天，我回到西安，我很虚荣，特意买了件貂皮大衣穿在身上，一进作协大院，陈忠实在他的办公室门前看见了我，笑嘻嘻地说，我还以为是香港的老板来给我们投资呢，原来是你。进了他在小楼里的办公室，一个火炉，一张单人铺，一张桌子，一把木椅，还有一把破藤椅。这哪里像一个作协主席的办公室？可他感到很满足，给我烧水沏茶，听我讲海口的一些新鲜事。他问起我在外面怎么混日子？我告诉他一位搞文化公司的山东人，知道我的经历后，帮了我很大的忙。他说，难得，难得。我说，人家很崇拜你。陈忠实立刻在桌子上铺开纸，写了一幅字，让我转赠给这位帮我的人。
1998年，我的长篇小说《流浪家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费秉勋教授举荐，陕西作协把《流浪家族》推荐为当年“茅盾文学奖”评奖作品。作协开了研讨会，陈忠实主持。无论如何评价，我心里有数，这是忠实兄在竭力扶持我。西安宣传部得到消息后，郑副部长把我和创作室主任王晓玲叫去，说这是为西安市争光，答应给钱在北京召开研讨会，扩大影响。我把这事说给陈忠实，他满心欢喜，嘱咐我说，雷达是你们兰大的同学，有水平，他能写个评论最好。没过几天，事情突然有了变化，据说，有两个作家找到当时的公安局局长告状说，我是受过处分的人，《流浪家族》宣扬的是动乱情绪。事关重大，公安局报告了市委，市委书记批示查处。宣传部连夜组织人力，买了《流浪家族》查看，大概没看出所以然，打电话给陈忠实和评论家王仲生。陈忠实说，《流浪家族》宣扬的是爱国主题，没有任何问题。我当然很生气。陈忠实又打电话安慰我。
评奖没成，我不在乎，因为自己还有点自知之明。但告状的事一直搁在我心里，我感激陈忠实的仗义执言，替我说话。感激他对《流浪家族》的肯定，把那么重要的机遇给了我，感激他的一言一行始终是我为人的表率。当然，他的为人不仅是对我，他对所有的朋友同事都一样，不说话，只办实事。身为作协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他曾说，作家的日子都很苦，评上了无非是涨点工资，桌子上多一盘菜而已，我们不要因为个人的一点恩怨，轻易反对，一定要出于公心，做到公平。多么厚道的陈忠实，多么善良的陈忠实，多么大气的陈忠实。
说什么好呢，忠实只比我大一岁，在我最困难的日子他是那么呵护我，如今一别，天国的路太遥远。他说过，朋友相交越简单越好。可我简单得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来得及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