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节或春节，我都要从省城坐车回到三百里以外的故乡，去公坟地里给父母亲上坟（烧纸钱）。父母亲离开我们二十年了。跪在父母亲的坟头前，点燃烧纸，看着那随风而飘的纸灰，眼泪喷涌而出。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没有吃过一顿好饭，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精神上没有解除过重负――要养活六个儿女长大成人，谈何容易。父母亲和故乡的所有农民一样，生活的词典里只有一个词：贫穷。当我划动火柴点燃烧纸的时候，眼前头就浮现着母亲借火的情景――临到做饭的时候，家里没有火柴点柴禾，母亲左手拿一团套子（陈旧的棉花），右手拿一把麦草，走进邻居家，点着套子，把套子裹进麦草中，小跑着到了家，把麦草放进灶膛，拉动风箱，冰凉的家中才算有了烟火，有了生活的气息。父亲去世后，我看一眼父亲放在窗台上的烟锅，失声大哭。烟锅只有一长，烟杆上没有烟锅嘴子，作为烟杆的指头粗的竹子已变成灰黄色――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父亲一生吃旱烟，没有钱买烟叶子，他就自己在自留地里种。父母亲的日子是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熬过来的，最终把自己熬进了黄土中。当我们的日子有了转机，开始好起来的时候，父母亲却离开了我们，长眠于地下，躺进了公坟地里。如今，父母亲的坟头上已是荒草凄凄，黄土变为灰黑色；坟地里，悲伤的气氛凝结在一起，十分沉重。父亲临去世前的几个月，给我说，我这病说走就走了，谁的一生都不会栽在世上，都要走这条路，多活几年和少活几年是一样的。父亲心里明白，他的归宿，就是这片公坟地，他对生死之事，看的很淡然。可是，作为儿子，没能叫父母亲过上好日子，留下的是扛不动的内疚和遗憾。
给父母亲烧毕纸钱，我要默默地在公坟地里走一圈。我的脚步很轻，生怕惊动了亲人和邻居。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念叨：这是婶娘，这是三爷，这是四婆，这是八爷，这是粮子老汉，这是当年和我一起在山庄里犁地、播种，收割的邻居冯老先生。坟地里一片寂然，能听见散发着苦味的野草和每一棵松柏发出的呓语般的声音，能听见空气流动的凝重和天籁之音的神秘。二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躺在坟地里的亲人们、邻居们和我一起在土地上拼命地劳作，他们把汗水一滴一滴流进了黄土地，把生命一寸一寸地书写在小麦、玉米和高粱之中。他们弯腰曲背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他们挥动着镢头锄头的喘息声至今清晰可辨，他们熟悉的脸庞上充盈的丰富表情至今毫无磨损，连他们的一句粗话、一声叫骂、一声咳嗽至今犹在耳边。他们和土地奋争了一生，搏斗了一生，最终被土地打败了，归入了土地。他们曾经为一把柴火，一分工，几毛钱，一宽的土地争吵过，对骂过，翻脸过，到头来，九九归一，没有逃出一种宿命。公坟地是他们的大锅饭，大房屋，大家庭，大满贯，大一统。我记得，前几年，我回到故乡，走在街道上，一个年近九十岁的长辈用沙哑、苍老的声音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以为，他有什么事要求我去做，或者吩咐他的临终遗言，他没有，他用最后的、挣扎着的声调，郑重其事地给我说，娃呀，你吃好点，吃了，就落下了。几年不见，他只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作为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我的农民祖辈或同辈，他们绝不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只有“哲学家”或知识分子才思考的深刻而无聊的问题，农民们从不去想。农民们跌跌爬爬地活了一生一世，临走时，仿佛才明白，人活着，只不过是争一口食，争一口气。难怪圣人也说，食、色，性也。我是农民，我做了十几年农民，我能触摸到农民的精神世界，我具有农民的情感。农民们为吃穿而活着，更是为了养儿育女而活着――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只要尽到了责任，就会淡然地走进那一片公坟地。当他们躺进那一片十分静谧，再没有烦恼和困惑的世界之后，用他们的话说，死了，就歇下了。和那些整天精心打算，哀叹抱怨，怕死爱钱没瞌睡的“体面人”相比，我的父辈、祖辈们，他们卑微的、简单的、实在的活着，生命的篇章几乎是一样的――除了劳动，还是劳动。他们一个个全都倒在了劳动的尽头，永远地长眠于公坟地。他们的身体消逝了，灵魂和故乡、大地却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