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宋词，我们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词，并非始于宋代，为什么独独在宋成了气候呢？宋，究竟是怎样一个朝代？我试图从微观视角去探究背后的原因，深入其中，越发体会到文学重心的下移，士大夫阶层的崛起，都市景观的明显变化，都为词的兴起提供了最佳的土壤。词，这种文学体裁，与宋代的文化品质浑然天成，有浅吟低唱，有大江东去，有柔肠粉泪，有家国愁思，美有不同的面孔，却未必要分出高下。生活在宋朝的人们，填词、唱曲、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
诗唐已尽，故宋如“词”
词的起源很早，隋代就有曲子词。特别是到八世纪盛唐时期，由于和西域地区交往频繁，传进来一种叫胡乐的音乐，这种音乐与中原地区原有的音乐融合以后，又产生了一种叫燕乐的新音乐。与本土的清商乐曲调相比，燕乐旋律更为复杂和变化多端，传统乐府诗五七言的齐言形式难以配合，歌词遂演变为长短不一的“长短句”。这些流行于唐代的歌词，今人依旧能从保留下来的186首《敦煌曲子词》中一窥原貌。由于多半出于民间艺人之手，这些唱词多半粗鄙直白，内容谈情说爱的部分仍然最多，占到三分之一。这并不奇怪，人们对新音乐的引入，本来就偏重于休闲娱乐。
这些多唱男欢女爱的新曲子，最初却不可能在文人间流行。长期以来，作为尊体的诗歌，以言志教化为主，很少书写男女之情。文人觉得写这些东西比较丢脸，类似于当代的艳照门，会对他们的仕途产生影响。唐诗经过初唐，发展到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成就高到这样的程度以后，已经有些高不可攀，民间慢慢读不懂了。可是民间不能没有娱乐生活，老百姓会自己写一些歌来唱，这时会被士大夫看不起，说你看那些歌多难听。结果，二者就越来越远。唐代文人写词，最多像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写写风景。或者像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写写隐逸生活。但是这些曲子不适宜传唱，想想看，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上，唱什么江南好、渔歌子？不太搭调。
到了中唐才有文人开始填词。不过中唐时词作者很少，而且他们都是以游戏态度而为之。没有文人士大夫的大量参与，燕乐虽已在隋唐流行了200多年，曲子词却一直没有兴盛起来。情况在内忧外患的晚唐发生了变化。在一个国破家亡、礼崩乐坏的末世，儒家思想失去效力，士人自觉没有前途，整个上层社会纵情于声色享乐之中。由此，便出现了宋之前的第一个词作高峰――后蜀与南唐两大创作中心。代表人物是南唐后主李煜，他的作品虽然并不多，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他填的词征服了汴京，整个汴京的文人都开始填词，词变成了文学的主要形式。原来属于贩夫走卒的歌声，忽然变成了士大夫用来疏解生命情怀的工具，那些伶工从来没想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可以变得这么有意境。
然而到了宋朝，词的发展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顺利。北宋建国初年，国家急需扭转五代时期败坏凋敝的士风，首要举措便是以学校、科举大力弘扬儒家的道德准则，以正士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风气很快有所转变，士风变化影响到文风，宋初的文人们再次举起韩愈古文运动的旗帜，主张文以载道，重建儒家的道统与文统。但那时士大夫“以声妓自乐”的社会风气已然形成，寻欢作乐的宴游生活并不奇怪，只是似乎更多停留在欣赏娱乐层面，与词作保持了刻意的距离。
我们读宋诗，会觉得士大夫一个个都满脸正经，说的往往都是有关纲常名教的门面话。读宋词才知道，宋人其实也很开放，有时甚至还有些放肆，因为在宋代的士大夫看来，词是唱着玩的，既然不登大雅之堂，说话当然就可以随便一些。宋词到了苏轼手里，境界真正开阔起来。他以诗为词，凡是诗的题材，词都可拿过来为我所用。被贬黄州后，苏轼仕途遭遇毁灭性打击，没想到却自此改写了宋代文学史。黄州五年，苏轼仅写作100多首诗，却寄情于词，写下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内的大量名作。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成功之作，流布全国，影响了许多后来的词人。
自苏轼起，两宋词坛也隐然形成两派，一派注重文辞内容，一派则偏重音律，更为考虑演出效果。前者继苏轼之后的代表便是南宋大词人辛弃疾、陆游，后者从柳永、周邦彦、李清照，一直到南宋中后期的姜夔，各自绵延不绝。
士的黄金时代

宋朝的开国经验和唐是截然不同的。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当时任后周王朝的太尉，执掌兵权。公元960年初，辽国入侵，于是他带兵去抵御。开到开封东北郊陈桥驿这里时，部下竟背着他在暗中策划，将黄袍披在他身上，一阵万岁就把他喊上了皇帝的宝座。就这样，他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他站稳脚跟后，第一件大事，自然就是防止这种事件重演。为此，赵匡胤导演有名的杯酒释兵权时，开门见山告诫武将们，与其提心吊胆，争权夺利，实在不如交出兵权做闲官，多为子孙积累一些田产和金银财宝，尽情享受声色犬马的愉快以颐养天年。

偃武修文，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于是，宋朝的士大夫们迎来了一个堪称境遇最好的历史时期。宋朝科举有一个很严格的系统，由非常好的文人主管，比如苏轼考试那一年的主考官就是欧阳修。他们的品格之高，品味之高，形成了历史上最典型的文人风范，使得文人政治的背后产生了一种个人的从容，有很大的自信和安全感。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使得当时一批“寒俊”人物崛起，像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面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米饭，只够煮粥，这个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吃。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的。这些人到后来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
宋朝的官很好当，不仅俸禄优厚，还没什么大风险，话说得不好得罪了皇帝，一般不过贬上两级官罢了。宋朝杀戮大臣的事比最为开放的唐朝还要少，士大夫物质生活充裕，只要不自寻烦恼，去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就没什么可忧的。
随着范仲淹、晏殊等当时的名流开始写词，士大夫对作词的态度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虽然仍将其视为乐府末造，不登大雅之堂，却已然不以为意，在酒宴娱乐席间，越写越多，风雅成为一时之风。他们办完公事以后，就喝酒填词唱曲，尽情欢乐。词本来就是歌楼酒馆助酒兴的，是唱着玩的，他们可以在作品中自由转换角色，有了这样的社会条件，又怎能不越唱越红火呢。
奢华的都市生活
宋词这种文体，从本源上说属于音乐娱乐文学，与当今的流行歌曲比较类似，通常是人们在宴饮聚会、娱乐休闲时用于娱宾遣兴的工具，因此词的创作与传播，与娱乐业，尤其是都市娱乐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宋朝自公元960年建立后，逐渐结束了自唐“安史之乱”两百年来的混乱局势，农业生产不断增长，工商业相应得到了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宋朝大概也是唯一一个在口头上也不强调勤俭节约的王朝。上层士大夫普遍奢华生活的背后，是作为支撑的繁盛的商业经济与市民文化。汴京在内的大型城市的繁盛，除了发达的漕运，还得益于打破了唐以来坊市分区的硬性阻隔。北宋汴京城内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错落交杂。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诏令解除宵禁，汴京很快出现通宵达旦的夜市。正如《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驻天街，宝马争驰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宇之异味，悉在庖厨。”到北宋中期，城市里所有通衢的大道小巷都成了市场，都有商店、酒家、住户。酒肆乐坊等娱乐场所带来的词作需求，极大刺激着宋词的繁盛。
作为当时国际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汴京自然成为精英人物的汇聚之地。无论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还是经历科举后跻身上层社会的官员，无不与这座都市发生着各种联系：或是被其繁华富庶所吸引，或是得到了富贵与显达，或是体验了考场或官场的失意，或是经历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感情……文人士大夫们通常会把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用各种文体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词这种文体与都市，便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个大量写作都市风情与市井生活的词人――柳永曾在汴京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四处奔波，对当时的杭州、苏州、成都等大城市也颇为熟悉。“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倾杯乐》）写的是汴京元宵佳节的繁盛景象。“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t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望海潮》）则是对杭州富庶繁华的生动描绘。
在许多报刊杂志影视作品中，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那时候的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后来的香港被称为“东方明珠”。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的中国宋朝都城开封，大城市如杭州，苏州等就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它们当时不仅是东方的、也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宋朝城市格局功能的新变为歌妓的生存状态、演出条件带来了极好的发展空间，进而为词体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成为词体创作、传播繁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