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斑斓，海纳百川，抒怀、访古、闺怨、忧国、悲愤皆可入词。窥看宋词，我们观柳永年少风流，敬稼轩家国大义，羡东坡超逸绝尘，访易安深妙稳雅。重文抑武的宋朝，街头巷尾亭角桥堍，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风情、名城宿迹，可繁华背后，却隐藏着异族侵扰的外患。心系天下的文人在春花秋月的尘网中，看到朝廷那辉煌而褴褛的躯体，积郁得喘不过气，幸亏总可以词发声，抚恤纾解。在宋朝那个缺乏英雄的时代，词人们只能在历史的长卷中寻找英雄的影子。“三国”群雄之意象，正给了忧国而又无可宣泄的文人一个借古抒怀的精神寄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I、老成躲病Ｖ挥兄屑洌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
范仲淹开议论入词之滥觞，用自己独到的历史眼光评说曹孙刘三分天下，到头来不如刘伶纵酒放逸之潇洒，以古伤今，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自范仲淹后，“三国”意象入词如繁星点点，层出不穷。从“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数语便酬三顾”（姜夔《永遇乐》）的三顾茅庐，到“天下英雄，使君与操，谁堪共酒杯”（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的煮酒论英雄，再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姜夔《满江红》）的春水撤军，宋词中广泛涉及的“三国”人物典故，如一部词化的《三国志》，或温敦，或酷烈，或沉郁顿挫，或激昂勃发，一字一句，浸渍着对英雄的大声疾呼。
在宋代词坛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苏轼和辛弃疾。有趣的是，他们对“三国”典故都表现出了极浓的兴趣。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周瑜是苏词中最具风采的三国人物，词中周郎潇洒倜傥、指挥若定，与小乔的佳话更是英雄美人，熠熠夺目。谈笑间，赤壁一战，金鼓传捷。对周瑜的热烈称颂，词人虽不着一笔，却尽得风流。
苏轼本才子出身，风彩卓然，又深谙战守之策，可北宋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重文抑武，苏轼大才，却不得重用。遥想三国舞台，大丈夫雄姿英发，指点江山，周郎顾曲，小乔初嫁，苏轼定心驰神往，歆羡不已。
辛弃疾最心仪的三国人物当孙权莫属，从《满江红》：“英雄事，曹刘敌”，到《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再到《南乡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不吝辞藻，抒发了对孙权的追慕之情。辛弃疾少年英勇，战绩名动一时，却因刚拙自信，不为众人所容。他赞美孙权年少兜鍪，驰骋疆场，何不是自我理想的诉求。不管是苏轼，还是辛弃疾，他们对三国人物挚烈的歌颂，皆是自我对英雄主义的向往。
若说乱世三国造就了三足枭雄，那羸弱的宋朝便成就了爱国词作的繁荣。文学中的意象，多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宋朝后期，国事不堪，却随处可见唱着《玉树后庭花》的歌女，风雨飘摇的朝廷与歌舞升平的现世刺痛了词人的眼睛，位卑却不敢忘国，爱国又无从报国，悲愤之情难以纾解，只可在词中找寻文化的回忆，透一口气，透一口气，这正是词人的喘息。“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南宋词人陈人杰在《沁园春》中愤慨疾书，奏响了宋代“三国”词作的最强音。
文以歌史，文以抒怀。宋词中的三国情结，仅仅是咏史文学长河众多浪花中的一朵。三国群雄，宋代文客，仿佛天边遥相呼应的两颗夺目星辰，虽岁月艰辛，但他们身上的品质，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进可仗义揽天下，退可执笔以报国，不管世事几多改变，然家国大义永记于心。这便是宋词与三国最具情怀的动人之处。 （作者供职于西安公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