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诗词有别，各有特色。宋词是在唐五代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词被称为曲子词，作为俗乐的一种。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词为诗余”，诗作为正统的文学形式存在，而词则是从民间的俗曲转化而来。诗歌可以用来批评朝政、促进社会发展。而词主要用于娱乐、消遣。
王国维的一句话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词的变化――“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那是因为李后主国破家亡，身陷囹圄。从快乐的云端坠入痛苦的深渊，他的心境，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从歌舞升平到故国怀念，词的境界岂能不大！
宋词，作为一种内容丰硕的文学样式，其自身独具特色。李易安就主张“词自成一家”。长短句本身相较于诗就便于抒情。在宋词的世界里，我们能够品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伤情别离；“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亡人悼念；“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的抗敌情怀；“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豪情。
宋代文学的繁荣也促使了许多女性学者的产生，这在历史上也不多见。李清照无疑是女词人的代表。既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青涩少女情怀，也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国破家亡之后承受巨大痛苦的心声。李清照的词自成一格，形成了以清丽自然的语言与优美淡雅的意境为主要特征的易安体，在词中充分展现其女性情怀。在宋词上，李清照的贡献是巨大的。
文学作品讲究“知人论世”。词作也不例外。我们如果对作者及其所经历的时代不了解的话，是无法读懂一首词的。苏轼正因为宦海沉浮，几次遭受政治迫害，在新旧党争的过程中开阔胸怀才会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壮言；辛弃疾正因为欲收复失地而朝廷无能，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才会流出“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h英雄泪”的英雄泪；柳永正因为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才会写出“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离别之情。
有学者指出，宋词有两大范式，一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市井俗词，另一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诗人雅词。我是赞同这一观点的。柳永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但是为人放荡不羁，尤其是他好艳词直接影响了他的仕途，多次应举多次不第。于是他走向了歌楼妓馆，以自己的词迎合青楼歌伎和教坊乐工的需要。他的词写得有真情实感，通俗易唱，往往一脱稿就有人传抄、教唱，不胫而走。一般市民、文人争相传唱。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在他的手上，词的题材、形式和表现风格都有所开拓。虽然是以俗入词，但是柳永仍然善于把词写得十分柔婉雅致，以“俗”开启了宋词的一个时代。
柳永词给北宋带来了新的气象，苏轼是其之后又一强有力的创新者。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苏轼决非那种悲悲切切、顾影自怜的落魄者，而是一个豪迈洒脱、个性鲜明、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确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这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忧国忧民的精神，乐观开朗的胸襟，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这一切，都倾注于他终身不怠的文学创作之中，当然包括词作。苏轼不仅在词中言志，而且以诗歌的手法来写词、以散文的手法来写词，可以有诗的精炼与意境，也可以有散文的疏当与从容。这正是苏轼之词被称为“诗人雅词”之所在，也是区别于柳永的以俗为词。他们的风格截然不同，一为豪放，一为婉约。
他们之后也有许多优秀的词作家，如秦观，辛弃疾，姜夔等一大批名家。宋词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很多词句已经化名成俗，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读词，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学素养，读出灿烂的中华文化，读出人生的哲理。
 （作者供职于西咸北环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