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黄、繁体、竖排本商务印书馆的《国史大纲》一度是我的随身读物。挤在地铁车厢的人缝里，翻开这本书，钱穆先生便用他那老无锡腔开讲中国历史了。瞬间的战国与北宋，眼前的场景变得虚幻、遥远、荒诞。进站检查行李包时，他在讲文人如苏轼如何在北宋党争中做墙头草。文人持论颇多渲染，政治上先罩一层佛老色彩，对世务并没有一种正面的理想标准，一面又练达世务，凭着聪明随机应付。我便开始怀疑以前看到的那些豪气干云的文字，是否能在现实人生中站住脚？并想到周作人、胡兰成这些才子们处境的无奈与无力。
《国史大纲》的学养与胆识
钱穆以为苏秦的作用被《史记》夸大。苏秦时，齐为第一等强国，秦次于齐，其时若燕、赵欲合纵，当合纵对齐，用不着合纵对秦。其时有九国，东方若合纵也应有八国，苏秦佩六国相印的传说大有问题。“故知苏、张纵横乃此后策士伪造。”当然，《国史大纲》不是专门跟《史记》叫板的，它与《史记》相左之处的论述建立在对年代背景与人物的严谨研究之上。秦始皇焚毁各国史书，仅留《秦记》，秦在西方偏僻之地，且诸侯卑秦，不与来往，所记东方事务十分简陋。孔门弟子在那场文化浩劫中偷偷保留鲁国国史《春秋》，因此，我们看到的东方各国的事件都以鲁国纪年为时间线。加上解说《春秋》的《左传》硕果仅存，战国这一段史料更为稀缺，使司马迁著史苦无凭据。司马迁死后很多年，西晋时，在汲县魏襄王墓，75车的魏国竹简通史横空出世，史称《竹书纪年》，因是晋国及魏国史官的第一手资料，愈显弥足珍贵。《竹书》也流失了，今本多被宋朝文人为其主子需要而篡改。随着马王堆汉简、西周青铜器等重大考古发现，近现代史料越来越多。然而，流传越久也越易被篡改。匡正历史，不仅需要积累史料，更需深厚文化背景的智识判断。
王莽是怎样一个人早有定论，钱穆却让我们重新理解了王莽。武帝以前，汉儒鼓吹变法。武帝以后，汉儒渐渐鼓吹让国，这些儒生的理论是“王朝德衰，天降灾异，禅国让贤，新圣人受命。”王莽受禅，一方面有汉儒效法尧舜禅让的政治理想，另一面则是他的外戚地位及个人名誉。王莽受禅之后，出台的政治措施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尽收天下田亩为国有，分给农民群众；“废奴”；“六`”，盐、酒、铁、名山大泽、钱布铜冶、五均h贷皆归国家管理；“五均”，平市价，征工商百业所得税为母金，国营h贷，避免重利盘剥。这些措施简直就像近代的国家社会主义。其用意在于解决当时社会兼并，消弥贫富不均，这些举动也曾是汉儒贾谊、董仲舒以来的共同理想。因此，钱穆评价王莽的政治是一种书生政治，失之于冒进。贵族政治已积重难返，一日之间回到尧舜的空想社会主义，当然困难重重。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后世对王莽的批评，大多沿着东汉王室的意见，此后的政治只求保王室安全，绝少注意到平民利益。钱穆说，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
历史的鳞爪在时间的迷雾中隐现。推翻那些深入人心的定论，需要多么深厚的学养支撑。狂妄之徒在网络上胡说当然大有其人，不必信也不必较真。我之所以敢相信钱穆先生有的地方比司马迁先生说得还在理，因为钱穆本人已成为一个经典。
钱穆其人
钱穆中学时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没有大学学历，一出道就是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历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江南各大学教授，创办了香港新亚书院。搁在今天，可能连个中学老师也招聘不上，可见民国大学用人之不拘一格。钱穆能以一种清醒的眼光看待历史、时政与潮流，数次游离于主流价值观之外。能不被主流所裹胁的人，胸中自有丘壑。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一轮全盘西化思潮，在那个人人以西方为翘楚的年代，他写出了《国史大纲》警示国人，对本国历史文化怀抱温情与敬意。1949年，被点名批评的胡适、傅斯年、钱穆离开大陆。胡适与傅斯年来到台湾，傅斯年成为国立台湾大学第一任校长。钱穆流亡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培养出一批包括余英时在内的著名学者。1967年，钱穆迁居台北，治学、教书。教书地点就是自己家一楼小客厅，秉承宋朝以来知识分子办书院讲学的人文精神。
双溪素书楼
去年，我在台北骑着自行车到了阳明山，山下双溪坐落着钱穆故居――素书楼。沿青石台阶而上，见红砖灰墙二层小楼，楼前一株松树，数根修长的棕榈，皆为钱穆夫妇亲手栽植。溪外长山一列，窗前翠竹数杆。钱先生在这里完成了大量的著作与教学工作。
走进客厅，视频里反复播放钱穆的演讲。一位老人浓重的无锡腔：“最近之中国，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经记载流传，只可谓是历史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历史的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这段话出自《国史大纲》的引论。原来，钱穆写“史”，是为了更好地知“今”。
从二楼书房看出去是几杆翠竹与一列青山。有几架通顶的白漆书架，就是过道走廊也被布置成书架，里面展示的几乎全是钱穆的著作、讲稿，有他自己撰写的著作，也有别人根据他的讲稿整理出版的书籍。这些国史、国学著作就是穷我一生都读不完，而钱先生居然写出了几个书架的书。
为什么在人人都爱西学的潮流之中，钱穆却在1937年到1939年的乱世间，闷着头写出《国史大纲》？中国的朝代更迭发生了五千年，但是，因为保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始终都还是中国人。国家亡、朝代换，而天下从未亡。“五四”以后，积贫积弱的中国忽然失去了自信，此时西学汹涌而来，知识界纷纷否定中国的传统价值，迎接一个新时代，成为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新学堂如雨后春笋，瞿秋白甚至建议将中文拉丁字母化。对传统中国的抛弃使钱穆深深担忧，忧的是“天下将亡”。奇的是，在那样一个恨不得全盘西化的时代，却也出产了一批迄今为止功力最为深厚的国学大师。
钱穆在台湾出版《朱子新学案》时，正是大陆文脉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年代。万世师表、儒家根基的孔子都被拖下庙堂，而钱先生在台湾一隅却为世人留下儒家新著作。直到今天，我仍听到不少诋毁国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每每都想做些分辩，怎耐才疏学浅、人微言轻，只得缄口不语。这时在故居摘录到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对读者的四条声明，必当一字不差地引用方能快意：“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故居朴素的木门走出了多少钱门学子，迈入这扇门是一种幸福。在台北，我买到一本钱穆大弟子余英时的著作《历史与思想》，装进随身包，一路搭飞机转大巴，一直读到西安地铁之中，将一缕文脉悄悄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