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上无纤路，冒死把岩翻。一步三瞪眼，十步不见天。”这是千百年来陕西船夫的真实写照。
陕西省境内的航道，大部分航段处于宽窄不一的峡谷中，洪水时惊涛骇浪，枯水时滩礁密布，两岸峭壁峙立，纤道岌岌可危；河中浪花翻滚，淤滩巨石挡道。纤夫们履悬岩，临深渊，险象环生，惊险不绝。每逢逆水而上，十数名或数十名船夫拽着纤绳，四肢着地，纤绳压筋勒骨；年深日久，各江河沿侧坚硬的岩石上磨出了一条条沟漕，这沟漕中有纤夫们的血和泪，是超负荷的人力施于岩石的痕迹。20世纪30年代，著名散文作家李广田先生溯汉江西行，沿途多次目睹船只上滩的情景，惊叹道：“我们历来还没见过这样的使用着人力，这样壮烈，而又这样残酷的活。”民国22年（1933年）出版的《陕西水利月刊》载文说：“汉江流域，气候较暖，虽寒冬雪后，水手还常在水中，赤足拖拉，壮固壮矣，然亦苦极耳。”
除拉纤外，船夫们最苦的是下滩放吊与落浅卧滩。汉江自安康下行的较大货船，凡遇到水流较急、坡度较大的石滩，均须放吊，即用众多人力逆水挽拉，使货船慢慢退行下滩，以防撞毁。例如过二郎滩、神滩、新滩子、魁夫滩、咸鱼滩、仙滩等处，必须放吊。放吊时逆水拉挽用力之大，一群船夫在河滩上用数百米长的纤绳、竹探一拉一送之苦，比之拉纤劳累并无二致。落浅是指大货船遇到浅滩搁置不能行动时，须盘货、抬船，使之移动。船卧滩后，无论天气冷暖，船夫们均要下水把沙石挖开，开辟航路；船头、船尾下边各站数人，用肩膀把船推抬起来，以过沙浅。汉江沿岸一些城镇，每逢农历正月十五灯节时群众玩的“采莲船”节目，其中有一“船卧滩”的情节，艄公弓背抬船的动作，就是船遇沙浅时的真实描绘。
纤痕就是船夫们苦难的印记，汉江旬阳蜀河码头、丹江湘河街附近的一段碥道，纤痕累累，悬崖绝壁处，纤夫们脚蹬石窝，手攀树枝、藤葛而行。歌谣说：“上水拉纤累死人，下水吊滩跑死人。”丹江边白浪村有位70多岁的老纤夫说：“我拉了一辈子纤，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是光着身子赤着脚。冬天，船上装的是木炭，我们脚却在冰茬中冻着、泡着；到老来脚抽筋，关节肿疼，落得一身残疾。旧社会给老板拼命拉船，一趟只挣得20来斤盐钱，妻儿老小也养不起。”
1949年前，在江河中行船，由于航道无人及时治理，随时都可能有灾难发生。一旦“纤绳断，打破船”，老板丢船，船夫丢饭碗。船夫遇险身亡，老板只给买副棺木了事，没有什么劳动保险。船夫终年身穿破衣，蓬头垢面。丹江船夫有顺口溜说：“有女不嫁驾船郎，一年四季守空房。难得活着回来了，黑脸长发烂衣裳。”由于船夫们生活苦累，生死莫测，所以，在旧社会里，行船前焚香敬神，祭拜河神水仙，把命运寄托在神灵保佑上。江河沿岸，“杨泗爷庙”、“平浪宫”等神庙很多，每次行船，都要在沿途不断焚香烧纸（黄表），虔诚祈祷，以求消灾免祸。丹江沿途“杨泗爷庙”的和尚是船帮请来的，每年供给和尚15石粮食（每石重50公斤），作为生活费。如果船夫中途患病，可住在庙中由和尚照料吃喝医疗，所以，视神庙为“家福庙”。
船工们的劳动收入，以每次行船分得的工钱计算。由于每趟行船时间很长，洪水、枯水时期停驶、待货，没有收入，所以，一年四季平均收入就显得很少，生活没有保障，养家糊口很难。
码头上的脚子（搬运工人），生活比船夫更为苦累，他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清代和民国时期各港口的码头工人称为“背脚的”或“脚子”；负责人称“脚头”。“脚子”又分两种，长期在码头挂名劳动的，称为“正名字”；季节性或临时参加装御劳动的，称为“无名字”或“邀劲”。“脚头”不分正负，统称“头家”，头家各有管辖（劳动）区域，脚夫多来自城内无业贫民和在农闲时间来码头找零活干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工具是绳子、扁担和抬杠，劳动方式以抬杠、背负为主。脚子每天劳动时间很长，但每月平均收入仅二三十元（法币），收入微薄，还要被层层克扣。每次结算装卸费，给脚头提取5%。官府衙门还经常要脚子支应差事。抗日战争时期，安康县曾成立“挑挽业工会”，统管各码头脚夫。五里铺修飞机场，派去脚夫二三十人，无偿劳动，害得脚夫的妻儿老小无法维持生计。1942年，国民党军队驻安康的后勤部，成立后勤部木帆船队，随时在码头派脚夫为其装卸弹药、汽油、军装、军粮等，但不给分文报酬，脚夫生活无着。
解放后，船民们才有了固定单位和工资收入，享受不同程度的劳动保护，船户陆续上岸定居，生活相对安定下来。
 （作者系省高速集团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