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1916-1978）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扛鼎人物之一，他忠实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实践，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一批现实主义力作。柳青作为“我们党的优秀的著名作家”（转引自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消息《著名作家柳青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尤其是他在“文革”期间以重病之躯，无惧造反派的淫威与迫害，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顽强不屈的伟大人格和铮铮风骨，堪称楷模。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要学柳青”，就是对柳青毕生投身革命事业和文学实践最高的认可和评价。
柳青长期从事党的各项工作，尤其是他“米脂三年”“长安十四年”住在农村，与基层干部朝夕相处，建立了无比深厚的同志关系。他手把手地教育引导干部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务实拼搏，廉洁自律，以强大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感召着当地干部群众。以下是几则柳青教育干部廉洁自律的小故事：
1944年，柳青在榆林米脂县印斗区三乡开展党的工作期间，所管辖的麻渠村富人常国雄曾三番五次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柳青打听到常国雄是靠放高利贷、贩鸦片和连蒙带骗发家的，其人悭吝奸滑，请他听饭必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柳青始终置之不理。在村上摊派公粮的前一天，常国雄提着一筒茶叶站在柳青和三乡乡长常银占必经的路口，再次请他们进家去坐。柳青停也没停，自顾自走路。常银占见柳青走远，就推托了几句快步赶上，柳青故意问常银占：“常国雄请咱吃饭，你说去不去？给咱东西你说要不要？”常银占说：“饭咱不要吃，茶叶咱喝它狗日的。”“贵贱不敢！那人滑成个啥，没用意他还舍得吗？他为少给他派公粮。这种事一定要把住，请吃不到，给东西不要。要不，咱们怎工作，穷人还信得过咱们？”见柳青意志坚定地拒绝拉拢腐蚀，常国雄就断了私下贿赂的念头。
柳青认为，党员干部要时刻严明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既要能管住嘴，还要能管住手。1953年建立互助组期间的一天，柳青在家与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人物原型）谈完工作，顺便留他一起吃饭。柳青随口问王家斌酒量多少？王家斌说：“一斤吧。”对于农村庄稼汉，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斤的酒量并不足为奇。可是柳青想到王家斌是带领大伙搞革命事业的干部，就沉下脸，严肃地说道：“你可不敢跟着别人东馆子进，西馆子出，跟这个一喝，跟那个一喝，喝得醺醺大醉，败坏了名声，你这干部还有谁相信？那不成酒疯子，能当个好干部？”王家斌听了连连点头，他请教柳青如何能当个大家信服的好干部。柳青首先谈的就是廉洁：“不能用公家的钱（办私人的事），一分钱也不能用，那都是社员的血汗，经济上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人要学个好人，要有坚强的意志，可不容易，人要学坏容易得很。你有那些坏毛病，教育别人，谁听你的？……你走有前头，人家后头就戳你的脊梁哩。”柳青继续说，“一个人呀，有了病，在风里头就站不住；没有病，再大的风你也经得住。”在柳青的指导下，王家斌最终成为当地口碑极好的优秀基层干部。
柳青常常教育基层干部：“集体的东西，哪怕一棵麦穗都不能私自往家里拿！”柳青认为，廉洁自律要从小事做起，防微杜渐，绝不应该对不廉洁的习气和行为视而不见。1954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期间，王家斌的胜利农业社建起了加工芝麻油的榨油坊。当柳青听说管油坊的同志常把饭带进油坊，还用筷子蘸油拌饭吃时，他就在大会上宣布了一条纪律：“任何人不能把饭带到油坊来吃”。他解释道：饭拿来，刚开始用筷子头在油瓮里蘸几滴香油调着吃，吃一吃就会用油提子在瓮里舀，再吃一吃就敢用油瓶瓶往家里带。因而不要看开始是个提不起串串的小事，不及时纠正就成了贪污犯罪的大事。胜利社主任王家斌对柳青在日常工作中的廉政教育深有感触，他对干部说：柳书记（柳青曾任长安县区委书记，当地百姓大多这样称呼他）这是“给咱打防疫针”哩！有柳书记在，咱从没占过经济上的“便宜”，却得了政治上的好处——使干部少犯了不知多少错误。柳青在皇甫村对王家斌廉洁方面的耳提面命，甚至令王家斌感到无形的压力：“他（柳青）在这（皇甫），整天就好像有个圈圈（紧箍咒）在你头上圈着哩！”正是由于王家斌时刻严以律己、自警自省，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
柳青认为，干部在廉洁自律上出现问题时，既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姑息迁就，而要根据干部所犯不廉洁问题的大小、性质及造成的社会影响，深入分析评判，妥善进行处置。1954年胜利初级社成立后找不到会计，大家推选能多认识几个字的董增义当会计。在季度公开账目时，发现账面短了4元钱。为了追查原因，柳青从县上请来专业会计一项项排查，最终水落石出。原来，董增义用4元钱公款给媳妇买了条围巾。对此，柳青让董增义在大会上公开作深刻检讨，并严厉地批评他：“集体的钱一毛也不能胡拉胡用，更不要说私自为个人使用，从一开始就要认识到这种行为是犯罪行为。社里的钱是大家的血汗钱，干部是为大家服务的，不能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谋取不该得的利益！”这次教育令董增义终生难忘，自此他刻苦学习会计知识，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现象。当然，干部出现小的不廉洁问题，可以通过批评教育治病救人，责令其改正，从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如果性质严重，涉及贪污腐败就要严惩不贷。1963年“四清”试点工作队进驻皇甫公社后，工作队发现公社一名副大队长贪污了100多元，但考虑到这名同志工作卖力积极，家里本身也穷，且正值中年还能为党工作，就不想追究责任。此事汇报给柳青后，他说：“对干部怜悯，不是负责任的表现。正因为他年富力强、能干，就更应帮助他弄清问题，让他决心改正”，“这次不让他彻底清（搞清症结），不让他思想上疼一下，他就接受不了教训，改正不了，反而会放纵自己，那岂不是帮助他再犯错误？”后来，虽然按相关程序严肃处理了这名干部，等其认识错误改邪归正后，仍然委以重任让这名同志当上了干部。
柳青在教育广大干部廉洁自律的同时，自己更是时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柳青一家粮食也不够吃。柳青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基层干部孟维刚说：“共产党员饿死是小事，保持其共产党员的气节是大事。……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饿死了，都不能多吃多占；要多吃多占，就（是）吃了人民的生命。”柳青不但严格遵守党的各项廉政纪律，不拿公家一针一线，而且将自己的大量“财产”无偿捐赠或用于集体，甚至不惜为此负债度日。比如柳青修缮自己办公兼生活的破庙（废弃多年的中宫寺），本来可以申请公家掏钱，而他多次修修补补花光了出版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的稿酬；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柳青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创业史》（第一部）的巨额稿酬16065元，他毫不犹豫地捐给王曲人民公社用于工业建设，自己分文未留，他说：“如果留一分钱，那就不叫全部”；柳青身体不好，经请示组织由妻子马葳任专职秘书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他主动提出马葳的工资由他支付；上世纪60年代初，皇甫村要给村民拉电线、装变压器等，生产队拿不出钱，柳青预支了《创业史》（第二部）的稿酬“文革”前出版单位向作者预支稿费的事情较为普遍）给生产队，这一举动后来成为造反派批斗他“大肆贪污”的“罪证”……甚至在长安皇甫村居住14年，柳青从不让家人在自己居住的村上队上买菜，而是到几里外的王曲镇上去买。队上偶尔送点菜，他也会照价付钱，而且只多不少。比如队上送来的土豆两分钱一斤，柳青会让妻子马葳按王曲镇街道四分钱一斤的市场价付款。 （作者系省交通集团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