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作为手握公器重权的官，如何“廉洁自律”，若能搞清并勿忘“我是谁”、以及对自身对人生而言究竟“何为至宝”，这样两个最基本却至为关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一定会有所助益，至少保证不跑偏，不脱轨，避免当误入歧途沦入深渊时仍不自知。

我是谁

《全三国文》中，张裔著《与所亲书》。全文三十字，“近者涉道，昼夜接宾，不得宁息，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是家信，更像日记，无遮无掩掏心掏肺面对自己。只是疑惑这信为何像雷锋日记一样日后流出？此张裔何许人也？原为巴郡太守，诸葛亮提拔他为益州治中从事，后出师北伐，又任他为留府长史。这是诸葛亮召其北上商量军国大事途中，张裔被一路上大小官员包围，被热闹繁复的迎来送往，搞的不胜其扰，片刻不宁，生不如死，苦不堪言，所发出的慨叹，“人们敬奉的是‘丞相长史’这个名头官位，而我张君嗣不过是附着其上的一具皮囊而已”。

此话清醒理性，作为一名沉浮官场日久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难得，还应算作官僚中的一支清流。首先，他搞得清自己是谁，明白自己与头顶帽子、屁股下位子的真正关系；其次，久居官场，却未被官场习气所腐化，麻木不仁，习以为常，更未同流合污，乐衷此道，沉迷酒筵歌席应酬交际，倾轧利用投机钻营，反直言厌倦痛苦，也算保有个性，不失自我。

反观现实中一些官员，不论帽子大小、位子高低，“一当官脸就变”，一入体系，立即被歪风邪气侵倒，扭曲膨胀，忘乎所以，完全忘了“我是谁”，“我的权力从何而来”，忘了“徳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似乎天生的高人一等，谄上欺下，作威作福，在他们的意识或幻觉里，认为周围一切人的攀援奉迎服服帖帖，皆是因他个人能力水平甚至“人格魅力”而来，难怪乎“人格魅力”这词近年已被那些狂妄官员吊在嘴上自诩糟蹋的面目皆非几成贬义。他们大概未曾想过，自己已成满足他人各色欲望目标的阶梯工具，围猎对象，或许也心知肚明，却甘心被猎，乐于交易；他们大概未曾想过，人总有一老一死，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位子，或许也认真想过，反更觉人生苦短，机会可贵，权力易逝，由此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疯狂的结局也可想而知。

一个人知道“我是谁”，警醒自知，便不会头脑发昏，轻易迷失；一个人始终不忘“我是谁”，便知来路去途，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会失衡失控，任意妄为。无论走到哪里，不管风云变幻，自己所处几何，他都是那个掂的清自己几斤几两，脚踏实地的自己。

何为至宝

《左传》记载了《子罕不受玉》。在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玉，将它献给国相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人说：“这玉我请玉工看过，说这是一块宝玉，我才敢拿来献给您。”子罕说：“我以不贪为至宝，你以这玉为至宝，你若将玉给我，我若接受，我俩岂不是同时都丧失了至宝！”这故事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尾。献玉人告诉子罕，自己携带宝玉行走不安全，将玉献给子罕，也是为自身考虑。子罕听了，将献玉人安置在本城，找了位玉工将玉雕琢好，卖了个好价钱，让他带着钱回家了。

钟叔河说，“古时玉的价值远超今天的钻石，虞公为玉失国，卞和为玉刖足，秦王为换赵之玉璧愿割十五城”。足见古时玉之珍贵，古人爱玉之深，也更见当面对亮瞎眼的诱惑，他人无所求却主动相送的利益，子罕之高风亮节，智慧定力。

“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子罕的话，虽历经2500多年的漫长时光，在今天听来，依旧透彻清亮，有穿透时间长河迷雾与壁垒的力量和光亮。

不知有没有人，像子罕一样，在出发时刻，或夜静时分，考问过内心，对于自身对于人生而言，到底“何为至宝”？又有几人，像子罕一样，幸运地坚定地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穷其一生，以如石如铁的信念意志，倍加珍爱，捍卫奉行，始终不渝？

芥川龙之介反复告诫众人“万事皆具两面”的真理。世事“有所得必有所失”，当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贪欲时，只记得要和得，忘记了舍和失，事实是，你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你得到的是有形的，失去的可能是无形的。在那些失去的，有些被玷污了，永难洗白，譬如品行节操；有些失去了，则永难追回，譬如名誉前程，甚至身家性命。这是不知止和退，一味进和取，付出的昂贵的代价。

人哪是一开始就变质的，变坏的？人的初衷都是朝着美好奔去，怎无奈，欲念纷纷，却中途变节，阵地失守，一步步溃败沉沦。

 （作者系西汉分公司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