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5年的9月，我从西大毕业，回上学前工作单位的上级机关省公路局报到分配工作。在一周里经历了工作分配三次变动后，被派去富县直罗修建兰宜公路的省公路十一队锻炼。

富县直罗对我而言并不完全陌生。“文革”时串联去延安，在西大读书时学校组织拉练到延安，我都双脚走过富县；直罗是读历史课知道的，在富县之西，子午岭以北，为陕甘要冲，史上曾置县设关，当年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此一战，取得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礼的重大胜利，直罗因此闻名。在心境因工作分配而起落终归平静之后，我住省公路局招待所，打听去直罗的交通，准备去队上报到。有人说，可坐西安到延安的班车，在富县茶坊下车，不过车票难买；即就买上坐了车，路上得走两天，头天只能到洛川。我对坐长途车晕车心存恐惧，再说还带着行李和一箱书，很是不便，就不想搭长途车。后听招待所的杨师傅说，十一队在局大院有采购组，你可去问问有没有给队上拉材料的顺车，要不你就得坐火车到铜川，再倒去富县的车。

那是个秋雨连绵的日子。我连着几天，每天去十一队采购组问搞采购的张师傅，有没有车去队上。张师傅总回两个字：“没有”。三天过去，等车无望，我便将书箱交张师傅放采购组库房，拜托他有车时给捎到队上，然后买了去铜川的火车票。

离西安去铜川那天，秋雨还在不断线地下。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告别读了三年书的古城，坐火车北上了。那是趟慢车，一路逢站必停，还要给对面方向来车让道，有时一停一二十分钟。这样走走停停，大概走了五六个小时才到铜川。扛着行李出了火车站，逢人就问发延安班车的汽车站在哪。辗转几条街，终于找到延安地区运输公司在铜川的汽车站，运气还好，买到了次日去富县的车票，然后找旅馆住下。

第二天清早，搭上开往延安的长途班车。车出站时已经满员，经宜君、黄陵，下车人少上车人多，上来的人将车厢过道坐满了，再上的人就坐司机旁的发动机盖上。那是辆老旧的轿子车，发动机噪声很大，玻璃窗也关不严实，挤进车厢的风还有些清冷。一路走的210国道，大部分是沙石路，不但坡陡弯急，而且路面坑槽多，车只能颠簸着行进，人坐车上如同行在波涛奔涌的船上。望窗外晃过的连绵的光秃秃的山峁，我默想着车尽快到富县。事与愿违。行至哭泉一个弯道上坡时，车好像一下子泄了气，怎么也爬不上去，司机狠踩油门，发动机竟无了声息。无奈，车停半道上，司机打开发动机盖找毛病修理。

乘着修车的当儿，车上人们大多下了车，有人在路边抽烟，有人去庄稼地里方便。我在路边转悠，闻山里清凉的空气，看山腰窑洞袅袅升起的炊烟，突然想起“文革”串联走哭泉的情形。那天，我们五个同学走了六七十里路，走到四周朦胧下来，还没找到那个有接待站的叫哭泉的地方。后遇一赶羊路过的老乡，忙问哭泉在哪儿？回说，这儿没有哭泉。我们指着约半里外有几点昏暗的灯光的地方问，那里叫啥？又回说，那是红泉。我们以为到红泉就离哭泉不远了，便忍着饥饿与疲惫再往前走。又走了约半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眼目所及不见灯火，就疑惑我们走错方向或走过了地儿，于是在路边歇息再等有人路过时打问。终于等到有人经过，赶忙上前问哭泉。来人说，哭泉在下边，过了六七里地了。再问，是不是那个叫红泉的？嗯——对着哩，原先叫哭泉，闹“文化革命”兴改名哩，就改叫红泉。我们恍然大悟，再三谢过，又往回返，晚上9点多终于到了哭泉接待站……

我的思绪还在当年晚到接待站因人满为患，连放铺盖的地方都难找的窘境里飘着，这时听有人喊——上车咧，走咧！原来车已修好，我们重新上路。就这样，客车到富县茶坊时快天黑了。我不知道这趟班车当天能否赶到延安，总之我是离直罗近了一步。

茶坊在210国道一侧，设有兰宜公路修建指挥部。找到指挥部，管接待的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说先住下，等车吧。住简易的招待所里，头两天都没有车的消息。闲着无事，便去210国道边转悠，那里南来北往的车络绎不绝，我想碰碰运气，看是否有去直罗的车能搭。我不知道当时兰宜路还没通车，再找也是枉然。回到指挥部，又打问茶坊到直罗的路是否好走，想走着去。有人告我说，路程大概四五十公里，你路不熟，一天走不到！再说这一路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常有狼豹出没，敢走么？一听这话，只好耐了心等车。

第三天中午，我正在指挥部食堂吃饭，忽听有人喊道，谁去十一队？我一听，赶忙应道，是我，我去！立马放下碗筷，跑回房子取了行李，爬上停在门口一辆拉设备的卡车，往直罗去。

新建的兰宜路在起伏的山间蜿蜒，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和车。我站在车厢前头，任山风吹着，看路旁郁郁葱葱的次森林一望无际，叫不上名的山野花竞相斗芳，在城里见不到的成群的野鸟在林间竞翔，心情便松快起来。车跑了近一小时，转过一个山弯，先是直罗镇的地理标志--柏山寺塔映入眼帘，接着一片牛毛毡工棚展在眼前。我对着山对着风也对着自已在心里说：直罗，我到了；十一队，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