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期 第1871期 本期开刊时间: 2020-04-24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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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歌校注》:诗歌里的家国情
新闻作者:■ 高正旭



书架上整整齐齐的排列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这套书一直是被我喜欢,其中的诗词部分我经常翻阅,《樵歌校注》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心灵的哲学,彰显的是一种灵动之美,流露的是发自心底的声音。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她们从《诗经》《楚辞》的风雅中一路走来,就如一条绵长蜿蜒的长河,既有清波荡漾的缠绵悱恻,又有惊涛拍岸的金戈铁马,诗词记录着时代最真实的模样,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释放着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

再读由邓子勉校注的朱敦儒词集《樵歌》,这种感受愈发强烈。

朱敦儒在宋朝不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诗人,即便是在今天,诗词爱好者也未必有多少人关注过他。但是朱敦儒却开创了一种词风,形成了一种词体,在本应该唱于歌楼酒肆中小词里,注入了一份“我是清都山水郎”的豪放和“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的悲怆。

北宋靖康年间,北方的女真族挥鞭南下,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开始大规模的南迁,历史上称之为“靖康南渡”。簪缨之族、达官贵人当然可以车马随从浩浩前行,然而不愿意成为女真人铁蹄下屈死鬼的平民百姓必须携老扶幼、挥泪相对、仓皇辞家。年逾不惑的朱敦儒便是仓皇南下、狼狈出逃的读书人之一。

细读《樵歌》,不难发现。南渡,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更是朱敦儒词风的转择点。南渡前的朱敦儒登山临水、诗酒酬唱,虽然在词中随处可见其放荡形骸的豪迈风格,却也很少流露出悲怆的家国之情。历史上记载,朱敦儒由于家庭富裕,所以早年居洛时,经常狎妓怡游,寻访洛阳一带的山川名胜。他在后来所写的词中,曾对这段浪漫快乐的生活做过深情的回忆。他在词中写道“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活脱脱一个纵马遨游的五陵少年模样。

历史尘埃,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是一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大山。靖康南渡,不仅粉碎了赵宋王朝在北方开创的百年基业,也粉碎了朱敦儒的繁华清梦。

靖康之难,汴京沦陷,二帝被俘。朱敦儒仓猝南逃金陵,总算暂时获得了喘息机会。清秋的黄昏,已经有了几分寒意。古人说“悲哉,秋之气也”。秋天本来就是一个让人哀愁的季节,何况内心敏感的朱敦儒。看着颠沛流离的苍生,风雨飘摇的政权,作为一位有着厚重家国情怀的诗人,又怎能不用手中的笔写下这个时代最沉痛的悲歌。

黄昏时分,朱敦儒一袭青衣,独自登上的金陵的西城城楼,看着斜阳西落,大江东去,竟然悲从中开。中原陷落,平日里高居庙堂的达官贵人如鸟兽散。北方的大好河山何时才能收复,在北方战乱之中抬泪眼望远方的亲人何时才能团聚?诗人知道,这又是一个无人回答的天问。想着在抗金一线的将士们正在浴血奋战,偏安南京的达官贵人,却依旧沉浸在新皇登记的喜悦之中, 诗人默默的留下了眼泪。

在北宋,朱敦儒没有做过大官,他也不屑于做官,他更喜欢徜徉在山水之间。据说朱敦儒有济世之才,但是除却人生中短暂的仕途外,他始终流连在自己诗词世界中。在我看来,这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在大彻大悟之后的无奈。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王朝,终于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下,走向王朝的末路。朱敦儒当然没有看到这一幕,但是他却提前唱响了一个王朝的挽歌。

在金陵居住的日子,朱敦儒写下很多具有家国情怀精美篇章,在豪放中,流露着风雨飘摇的悲凉。他在另一首《朝中措》写到“昔人何在,悲凉故国,寂寞潮头。个是一场春梦,长江不住东流”。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然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山河破碎、故国飘零的悲痛。

我曾经细读过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全宋词》,惊讶地发现能用词这样一种文学形式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心态情感变化的,除朱敦儒之外,就只有后来的辛弃疾。而把一本记录诗人心路历程的词集命名为《樵歌》,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字承载了诗人内心最柔软的情感吧。

在我看来,所谓的诗人,除了关注诗词本身的文学益处,还不能忘记诗词需要承担的那份时代的喜悦与隐忧。热爱诗词,就不妨慢下脚步,读读《樵歌》,听听那个时代的声音,在朱敦儒的诗歌世界中寻找一处心灵的栖息地,让云水驻心,让山河入梦。 (作者系汉宁分公司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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