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说：“作家走不出自己的文化宿命。”换句话说，作家的宿命，由自己的文化决定。说得明白一点，作家的作品风格、流派、品位，一生创作的成就，甚至作家本人的生命状态，都由作家自己的文化决定。
关于文化的概念，狭义地说，政治、思想、哲学、历史、文艺、宗教等，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化。广义地说，人类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即人类的一切劳动成果，都是文化的成果，因为人类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文明进化的显示。作家的任何作品，无一不是文化的展示。文学作品要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品本身就是作家对社会生活认识与理解的展示。我国的古典小说，明清是一个兴盛时期，涌现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 》等被后世推崇的四大名著。从这四部作品来看，作家的生活视野、思想指向、政治立场、审美趣味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那个时期人们的追求与苦乐。这些作家的文化品位之高，令古今读者敬佩有加。我在读《三国演义》时，常常慨叹罗贯中先生“肚子大”，他写了那么多战争，场面铺排得异常恢弘，一场一场都不相同，人物尽在战争中彰显个性，不论水战还是火攻，剑拔弩张而方寸不乱。可以说，罗贯中就是一个熟读《孙子兵法》的军事专家。施耐庵显然是一位江湖高人，他写的108条好汉，都有江湖交往过程，如何产生了恩仇，如何化解了纠葛，其场景故事，起承转合，令人信服。吴承恩一定是个乐天高僧，他笃信佛经，信仰虔诚，赋予唐僧一行九九八十一难的坎坷，却又让他们在令人不断捧腹大笑的过程中化险为夷。至于曹雪芹，他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杂家，既熟悉婚恋与调情，又善于写情诗做情事，心思极细，心眼又密，还熟悉官场，了解后宫，善开药方，能做厨膳，精于服饰，擅长诗赋，手里挥舞着好几把刷子。他们这几位作家，个个不愧是文化大家！
2008年，我在北京开会，有幸见到了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先生，获得他签赠的点评版《白鹿原》。他告诉我，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人物刻画的成功，而人物刻画的成功，在于作者赋予人物重要的文化视角。我仔细翻阅此书，对照阅读他点评的关键点，感觉到陈忠实与雷达都有自己的神来之笔。“秋风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雷达引自唐代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诗句）。《白鹿原》一书呈现的关中苍凉雄浑，凝重沉郁，被作家陈忠实以形象感性复杂浓重的笔墨描绘出来，被评论家雷达以准确明白理性单纯的文字揭示出来，可以说，他们在文化品位上达到了高度默契。人常说，小尺子难量大东西，一个低水平的人不可能了解高水平人的内在气质。雷达注意到《白鹿原》的文化视角，书到结尾，白嘉轩成了颓衰老者，而他的老对手鹿子霖也已经精神失常，他看见鹿子霖成了如此不堪的可怜模样，回想当年巧换人家风水宝地的往事，不禁自愧自责。自此，这个主角的形象完成了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变得完整了，像一个模范族长了。这里，雷达点评说，白嘉轩作为一个文学长廊里丰满独特的形象，区别于旧有的形象，就在于他具备文化的意义。他说：“我看一百年来的农民形象中，还没有白嘉轩这样一个独立、自尊、自信的人物。白嘉轩的出现，不但扭正了过去小说中过分政治化的倾向，而且创造了一个杰出的、富于人格魅力的形象。与此同时，《白鹿原》完成了当代农村小说‘文化化’的审美过程。”写了10部长篇小说的著名作家冯积岐认为，《白鹿原》中的人物之所以特色鲜明，主要因为作者写出了人物的文化差异。譬如白嘉轩与小娥，白嘉轩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族长，他不能容忍小娥的行为。而小娥，她对自己爱情婚姻的追求，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反叛，非常令人同情。这一组矛盾尖锐而又合理。因而白嘉轩在成为一个族长楷模的同时，又成了一个维护旧的吃人礼教的凶残杀手。至此，白嘉轩丰富的性格内涵就表现出来，心理的深度也非常到位。我曾当面向陈忠实先生请教如何写好人物形象的问题，他说一定要注意写好人物内心的隐秘，他（她）不可告人的心结与隐忧，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潜在意识。而这，正是一种文化心理的体现。
纵观当前的文学创作状况，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作品有数量，无质量，有高原，无高度。小说出版虽然繁荣，但缺乏风格独异、原创性强、能够回答当今社会深层精神问题、能够引起广大读者广泛共鸣的作品。作家的素养不够，或者作家的创作心态浮躁，急于交稿，把创作当做完成一项急迫的任务，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表现，说到底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是一种错误的文化心理。一些知名作家的敷衍急就，向社会奉献的是平庸甚至无聊之作，相当于售卖注水的猪肉，理应感到羞愧。
强调作家的生命写作，就是强调作家创作观念的正确。把创作融入自己生命的作家，具有沉浸于底层的决心，具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力，具有思想艺术的高品位追求，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有定力的优秀作家。明星的光环照耀着四方，许多读者对明星作家崇拜导致市场的虚假效益，让一些作家赶场的心情愈加急切，二者不断循环，加速了复制之作、平庸之作、掺水之作的泛滥。而国内外杰出的作家，如海明威、川端康成、路遥、徐迟等，他们视写作为唯一的生命，他们的笔下怎么会有“虚胀肿胖”或“营养不良”的掺水之作呢？文化就是这样令人敬仰地体现在他们的创作观念之中，只有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作家，他们及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才会永远闪耀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张兴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周至县文联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圣哲老子》《风雅三曹建安骨》等，作品曾获柳青文学奖、陕西作协第五届文学奖等，被授予西安市德艺双馨文艺家、西安市骨干艺术家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