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写陶渊明的一篇文章《安静之美》。文章一开头：“有一种美，可称为安静之美。可惜任何美学著作都没有说明：这种安静，是辛苦抵御的结果。”接着讲述彭泽县令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职回乡之事，继而抒发：“可见，这种安静之美，正是陶渊明抵御规矩、官职的结果”。接着引用多句陶渊明吟诵生活贫寒多艰的诗句，得出“可见，为了持守安静之美，还要抵御灾害、抵御贫困、抵御饥饿”。又讲陶渊明拒绝江州刺史所赠粮食肉食之事，连发一长串口号式绕口令式的感慨议论，将文章推向高潮和结尾：“你看，这又要抵御更多的东西了：抵御‘贤者’的称呼，抵御‘文明’的说法，抵御饥饿中的食物”。“千古安静之美的创建，容易吗？”“没有那么多的抵御，就没有那么多的安静。没有大抵御，就没有大安静”。“不是大安静，也就没有纯粹的安静之美。”

说实话，读之，甚感别扭和憋屈。感觉余先生就像用所谓高深的思想、独到的见解、华丽的词藻，精心或敷衍地打造了一个四四方方棱角分明的小木匣子，类似棺材样，然后不管不顾不由分说地硬生生将陶先生塞了进去，而那陶先生也只得像个受气的委屈的小媳妇般，窝窝囊囊缩手缩脚地蜷曲在那个精美、生硬、僵冷的木匣子里，动弹不得，喘息不得，更言语不得。

文章尽管是余先生在“高大上”不遗余力地讴歌颂扬陶先生，但看得出，余先生和陶先生完全是“两隔”的陌生人，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亲近谁，谁也不理睬谁。起码作为写作者的余先生是不曾走近他的写作对象陶先生的，更别说走“进”，去深入理解、血肉与共、“同呼吸共命运”了。

这令我想到小学生作文，或说自己至今写作仍难避免或常犯的老毛病，就是先入为主自以为是地，先用那些所谓正确、鲜明的观点或道理，先立一个碑、或打造一个框架或盒子，然后只管一股脑将素材填塞进去，就“八九不离十”万事大吉了，有时根本不顾有多么牵强附会、难圆自说。看来，不仅是小学生、普通作者，甚至学者、作家也会犯这样的毛病，掉入这样的套路。在那些看似宏大的主旨、深邃的思想、独特的视角、通篇的漂亮话里，却活活把陶先生给写“死”了。试想，陶先生一生写文赋诗做人处事，倘满脑子想的追求的全然余先生所谓的那些目标明确、刻意造作、彻底决绝的“抵御”，一个人的精神心灵世界有多封闭多压抑多沉闷，生活多无聊多无趣！而没有一点在贫寒艰难的生存生活缝隙里的，陶先生自谓“性本自然”“乐夫天命”，出于天性本心顺应自然所做的心甘情愿的选择取舍所换得的自由、自在、欢欣，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史上能够站起来一个令世人既仰慕又可亲的几近理想完美人生的宁静、恬然、旷达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大诗人形象。

“站”不起来的，他只能委屈地躺在后人专意为他打造的堂皇华美的木匣子里，或高高正襟端坐在冰凉的雕像座上。

我们在初学某项事物技艺时，常急于掌握技巧，可当技巧娴熟，想要忘记技巧藏住技巧不落痕迹以求质朴自然时，常要花费当初学习技巧的成倍的气力功力，仍难企及。凡事“成也技巧，败也技巧”，怕就怕由生而熟由熟而油，最后落得“无它，惟技熟尔”，无血无肉无情感，反被技巧、才气才情所累所误。那些有名气的作家，他们写起来更才思泉涌、驾轻就熟、倚马可待，更应警惕“假大空”“两张皮”，唬人和故弄玄虚。 

胡思乱想一阵，接着读书。看到陈忠实先生写的一篇小文，《种菊》，毫不起眼的题材，文章写道：“入秋后一场阴雨，原有的、新栽的菊花秆儿全都匍匐到地上，扑倒在园中的路径边沿，我也不想扶起它们……它们自己撑持不住扑倒在地，何必要我扶。再说铺地的菊花开了，也许会有另一种风情呢”。“前不久，我有一次时日不长的外出。等回到小院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惹人的金黄，黄的那么灿烂，黄的那么鲜嫩，又黄的那么沉静，令我抑制不住地心颤。”我似不由随着陈先生的脚步，来到他的小院，眼见那一地倒伏乱菊，真是“黄的那么灿烂，那么鲜嫩，那么沉静”，说不清道不明地，心跟着一阵激动乱颤。

什么是好的文字，好的文章？大概如此，使人“无一字不识得，无一处不能领会”，能够驾驭构筑恢弘叙事的陈忠实先生，却是通过这篇平实短小的文章教给我们答案，一如他这本书的名字《生命对我足够深情》，生命对我以深情，我将深情凝注以笔端，报之以文学。想一切的创作应如是，套路总会被识穿，技巧总令人厌倦无感，唯有真诚、真心、真情，它静悄悄地，流入你的内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作者系西汉分公司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