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大，不仅体现在疆土的开拓，经济的发达，还体现在当时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风采上。那些站在时代巅峰的诗人，留给我们太多叹羡不已的经典，却也制造了一些令人“诟病”的话题。
杜甫的价值是在他去世后才被认识的。没有安史之乱，他也许只是寻常小诗人。点背的杜甫，大半辈子过得很苦，四处飘泊，寄人篱下，穷愁潦倒。其实，杜甫是一个官二代，年轻时好交游，跟着高适、李白等好友过了一段肥马轻裘的好日子。他好赌，自称“英雄有时亦如此”。他还有个瞎瞎毛病，就是好酒使气。一次酒醉，竟去捋好友兼恩人严武的胡子，言语嚣张，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严武死后，他“潦倒新停浊酒杯”，连劣酒也喝不上了。
再说李白，诗写得那个飘逸，没的说。唐玄宗起初很看得起他，但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在皇帝面前也敢摆架子。他是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却无当官的才能，安史之乱中站错队，说明他政治上不老练。稍受挫折，便牢骚满腹，欲去隐居，又不甘心。跳江而死，很可能是醉汉行为，人们美化为投江觅月。
被李白称为“夫子”的孟浩然，据说因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惹得唐明皇不高兴，从此再不作当官想，无奈之下，走向山水，一辈子隐居故乡，活出了另一种风采。
白居易其实胆子也大，《长恨歌》直接拿唐明皇来讽喻。他的诗平易通俗，目不识丁的老妪也能听懂。他写过《卖炭翁》，关注的是底层民众，凭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得以在长安立足，令人刮目相看，可见他年轻时苦过。老白当官的时间够长，宦囊丰盈，日子自然优裕了。他很会讨好女人，并懂得享受生活。《琵琶行》里，他三言两语，就能让一个素不相识的妇人当众弹起琵琶，讲述年轻时的风流韵事。他还养着两个侍女，“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能歌，小蛮善舞，有此二美作伴，过的是神仙生活。
杜牧简直就是一个有文化的花花公子，在扬州做了一个芝麻大的官，精力主要放在“赢得青楼薄幸名”。可以说是日日躺在花丛中饮酒，专为青楼歌伎写诗。只是不知他何来那么多钱可以挥霍。
最后说李商隐，诗的意境很朦胧，写得很感伤，很现代。但我隐隐感到，他应当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甚至还有偷情的经历。这一种无望的爱不能明白地写出来，又不愿放弃，不肯虚掷才华，所以写得那么让人费猜疑。
写到这，别以为我在挑诗人的刺儿。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观念看古人。在唐代，诗人们的这种“病”，包括他们的出仕、隐居、游冶、好赌、豪饮、蓄妾、狎伎等等嗜好，在当时是一种文人风尚。何谓盛世？气度，自由，包容即是。幸运的是，那些寻常眼中的诗人之“病”，成就了盛世之丰采，也成就了唐诗的万古之美。
（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