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端午节从来不吃粽子。
农历五月正值三夏大忙，农人们白天夜里劳作在麦地里晒场上。家家户户吃面食，殷实人家只为偶尔喝口稀饭改改口味，才买回几斤大米。花更高价钱买糯米包粽子更是多余，吃饱就是了，没那份余钱也没闲工夫。
记忆里吃过一两次粽子，都是在崔木街的北头，父亲暑假带我和妹妹卖杏核时吃过的。留在记忆里的好像不是对米香的留恋，而是对盘子底上的蜂蜜没法吃干净的遗憾。
印象最深的还是再大一些时，在舅舅家看大戏时吃粽子。
每年待到颗粒归仓，舅舅家门前都唱几天大戏，那是庄稼人最踏实的日子，也是孩子们最惬意的一段时光。外公提前几天就捎信来催促。母亲就在接到信儿的一两天里安顿好家里，把他和父亲汗渍了几遍的夏衣搓洗得干干净净，大包小裹带着三个从头到脚穿戴一新的孩子回娘家看戏去。
大戏吃罢早饭开台，唱完一本得到两点，晌午饭后开始唱折子戏，晚上天凉下来，夜戏才唱《黑叮本》《下河东》《金沙滩》《状元媒》这样的传统大戏，那从主角到器乐班子可都是最高配置。
上午看戏孩子们不用花钱，最要紧的是看热闹。女孩儿踮起脚把头叠在化妆间门缝里看描眉搽胭脂贴云鬓。男孩子以能爬上戏台，挤在台口看乐器班子和演员出入场为威风。吃罢晌午饭，折子戏最受欢迎的是清唱，终于有机会看清楚演员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妇女和青壮年成了看戏的主力，戏台下围得水泄不通。上了年岁的男人不去凑那热闹，大多三五一伙蹲在离戏台较远的树荫下乘凉，或者跟在新姑爷身后，排着长队吃一碗羊杂或泡馍，打着饱嗝挤出人群，五指捏着草帽顶子在敞开衣襟的胸前来回扇动，只等着看夜戏。
不等折子戏散场，在人群里穿梭几圈的孩子们就垂涎欲滴地围拢向吃食摊。这个时候，不是大舅拉着吃糖糕，就是二舅拽着吃炒凉粉，小舅还高举着棉花糖在人群外候着。
最快意的当数跟着外公吃粽子。好容易挤过人群在长条凳上坐定，一双滴着水珠的大手从垒得像小山一样的绿塔上拿起一只粽子，三下五除二把剥下的绿皮投进身边的水桶，转回头拎起一只长柄铜勺，朝白生生的粽子上淋上黄艳艳的稠汁，把一只冰铁勺子搭在盘沿上不做声，只肖往你眼前一推。这个时候眼睛跟着那大手来回转动，口水早已在舌根和喉管间打了几个来回。用勺子小心翼翼把粽子一分为二，再二分为四。勺尖撩起一点点蜂蜜汁送到舌尖，那甜就丝丝滑滑顺着舌尖蔓延至肺腑。粽子蘸了蜂蜜便不再糯软而多了韧性，好像每一颗米粒都得细细咀嚼，米香顺着齿缝一点点渗出来。那米与蜜的融合叫人不得不把眼前的小块儿再细分一遍，恨不能一粒粒喂进嘴里。磨蹭久了被外公隔着凳子敲后脑勺时，我总是要将勺子侧起来在盘子底上来回刮一刮，把米粒和蜂蜜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粽子总是吃不厌，就算第二天后晌有机会，仍会再吃一盘。
（作者供职于宝鸡市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