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下旬，胡景铎赶到张家畔西北野战军总部，参加攻打榆林的战斗。
榆林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是陕北的军事重镇，从1916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带兵进驻后，在军事上一度控制了23个县，解放战争初期驻军达15000余人，是国民党军队包围、侵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据点和前哨阵地。在抗战时期邓宝珊出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后，榆林和延安一直维系着比较好的统战关系。在横山起义一个月后的1946年11月15日，邓宝珊在接到秘密前来会谈的罗明转交的胡景铎的书信后还说道：“老六起义应该让我知道才好，他现在是否回关中去，我意让他和杨拯民都回关中去，比较有前途。”邓宝珊的这一意见实际和习仲勋的考虑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杨拯民是杨虎城的儿子，在1947年2月即出任骑六师副师长兼党委书记，和胡景铎带领骑六师转战陇东、关中一带。
1947年7月至11月，西北野战军为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北上，力求在运动中歼敌一部，将其牵制在陕北地区，配合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近豫西，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接连两次攻打榆林。第一次攻打榆林发生在8月6日至12日，在调动胡宗南所属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六师北上后，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围。此役守得顽强，攻得猛烈，据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榆林和平解放》一书记述，“城墙外炽燃的炭笼，几十米处照得通明，敌我双方战斗到白热化”，“此次战役，我军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3200余人，共歼敌5200余人，我军伤亡1890人。”
第一次攻打榆林撤围后，胡景铎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机关渡过黄河，于9月移驻山西省三交、柳林 、离石一带，时边区各机关、部队都把后方放在这里，设有留守处或办事处。胡景铎带领张怡祖、萧景寿、黄福初等人住在柳林镇外清河南岸的康家沟村。据胡景铎回忆：“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榆林未打下，因敌援兵来到而撤围。我和司令部人员及边区政府等机关过黄河到山西离石、柳林去了一趟。各部队的后方都在那里。我的家属也住在那里。”
就在胡景铎到柳林后不几天，就发生了骑六师后方留守处开设的商店被柳林税务局没收了一批较为贵重的物资，留守处的负责人张立山带着商店里的人，并叫上胡景铎的警卫员，持枪到税务局把被没收的东西又夺了回来的事情。这一突发事件，成为令胡景铎痛惜不已的“罪恶事实”。他在多年后的一份回忆材料中就此专门做了尽可能详细清楚的叙述：
“我在1947年9月间第一次打榆林的战役以后，和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同一时间到山西三交、离石、柳林一带后方去了一趟，当时同去的人有萧景寿、郭子明、吴子芳、张怡祖、黄福初等人。我住在离柳林街五里处河南的一个姓康的村子里，回忆我到后五六天时，曾发生过我们师的留守处所开商店和柳林分区的税务局因没收商店的物资而发生冲突的事情。
“当时后方留守处负责的是我师供给部的科长张立山，在发生事情的当天 12 时前，联司的副官主任徐磨和科长向和来我处说：‘你们留守处的商店和柳林税务局发生了事情，税务局没收了你们商店的物资，你们的张立山叫商店的人持枪到税务局抢夺回来，听说还有你的警卫员参加。’（这时商店已有几个人被扣了）他们得知这是张立山主使的。12 时，我和徐等人一同去柳林街上见了联司王维舟司令员和分区陈刚副司令员，他们说：‘这事你是不知道，张立山一概清楚，你把张立山送来，只要他承认了问题，我们教育一下，他是受商店的一些坏人挑唆干的。’我回来后，当天晚上以前，叫张怡祖把张立山叫来问了一下，商店里的人是他叫去的，他向警卫员郭子明说过：叫几个人一起去。当时的处理是第二天叫张怡祖把张立山送到柳林街上陈刚所在的缉私处。郭子明、肖景寿、吴子芳等人在这时就跑了，他们是跑回前方部队去了。这是以后前总告诉我的。张立山经过交代问题以后释放恢复工作，事隔两年后他在四川剿匪战役中阵亡了。商店里的人开除了几个，个别的也是法办了的（那是因为还有其他的恶债）。
“我是受了严格的批评。当时指出两点：（1）对张立山和警卫员教育管理不严；（2）事情发生后处理不主动，不及时。至今想起来是愧悔之极，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当时联司首长和柳林分区陈刚副司令员是按破坏军纪处理的，主要责任在张立山和商店里个别坏人身上。虽然没有给我处分，但是检查起来自己责任不小。警卫员郭子明、肖景寿等人私自参与此事（这是分区查明，张立山也承认），管理他们的副官事前也不知道。虽然当时上级宽大，分别对待，对他们没有进行较严肃的处理，但其性质是违反政府法令和军纪的。以后他们的逃跑，我认为是因把张立山送去，是属畏罪跑回前方部队的。
“至于说到他们当时的情况，并没有人经常苛待他们（比如说，对他们严重的打骂吧）。那时已是供给制度了，战时随环境来生活，当然更谈不到扣他的饷（即是说从经济上压迫他们）。他们也没有说过谁克扣了他们。”
“柳林事件”虽然得到及时处理，牵涉其中的几个人中，萧景寿等人深受教育，在此后的战斗和工作中一直表现优秀，主使者张立山其后也在四川剿匪战役中英勇战斗，光荣牺牲，但这起事件已经“破坏军纪”，令胡景铎多年后依然“想起来是愧悔之极”，认为“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胡景铎在柳林停留了一个多月，10 月底前随联防军司令部移驻绥德县义合镇边家川。其间，西北野战军组织了第二次攻打榆林。在第一次攻打榆林后，西北野战军于当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取得了沙家店、延（川）清（涧）、黄龙等战役的胜利，认为再次集中主力进攻榆林消灭第二十二军，进而解放神木、府谷，既可扫清北线，又可为南下创造有利态势，决定第二次攻打榆林。第二次攻打榆林发生在10月27日至11月16日，在调动宁夏马鸿逵部35000余人东进援榆后主动撤围。据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榆林和平解放》一书记述，“此次战役，共歼敌6800余人，我军伤亡4300人。”
接连两次攻打，虽未攻克榆林城，付出了较大代价，但对榆林守军以重大杀伤，随着解放战场形势的发展，已使榆林方面陷入了孤城孤军的境地。此后，中共中央决定由西北局负责，进一步加强对榆林的统战工作，为和平解放榆林创造条件。
胡景铎没有参加第二次攻打榆林的战斗，而是在11月参加了义合会议，接着参加学习了杨家沟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在1948年 3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后随联防军司令部进驻延安。此时，正值西府战役结束，主力部队撤回边区休整。胡景铎和杨拯民、李硕、高朗亭、熊光炎等人进入联防军司令部高级组学习。胡景铎在学习期间写下了长达1万多字的《关于战术及战役指挥的意见书》，和其他同志的学习报告一同呈送彭德怀等人审阅。彭德怀看后，认为写得非常深刻，当场赞赏道：“看来，景铎不只是个搞武的人。”彭德怀的这一赞赏却也神奇，不但在当时给了胡景铎认真学习以提高自身军事素养的极大激励，更在其后成为他离开一线部队扎根军事训练工作的无形鞭策。
1949年3月，胡景铎受西北局和联防军司令部委派前往榆林，主要负责同左协中第二十二军的谈判工作，促使和平解放榆林。据他回忆：“我参加了义合会议，后又参加学习了杨家沟中央会议精神。这时一野第二次攻打榆林，一个多月仍未攻下。四八年光复延安，我随联司回至延安，在联司组织的高级组学习。四九年三月前后，联司和西北局派我去榆林和二十二军左协中部谈判该军起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