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导航本想去三原，结果车载导航系统出了故障，一抬头，竟到了泾阳地界，再一看路牌，几公里外竟是赫赫有名的吴家大院。
来都来了，去看看吧，心里如此一寻思，脚下油门一踩便往村里的方向驶去。
大多数关中人对安吴堡大院并不陌生，几年前，这里因为孙俪出演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红遍大江南北，吴家大院一到周末便是人山人海，这些年，电视剧的热度过了，景区也恢复正常。正值中午，我们在大院游览完之后，在周边随便寻觅了一处农家乐填饱了肚子，吃罢中饭太阳正当头，我们决定休息片刻，我独自一人在村子周边四处游走。
走着走着，路边的一条岔路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岔路上的人并不多，与远处的人潮拥挤形成鲜明对比，一个不起眼的牌子立在路旁“吴氏墓园”。
之前也看过一些资料，电视剧中的吴聘和周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真实的吴家算得上是泾阳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想必其墓园也不同凡响。向来对古碑文颇感兴趣的我顺着岔路就走了过去。约十多分钟，高大的门牌便出现在眼帘，发现无人阻拦，我便大步流星走了进去，一进墓园就被眼前的一切深感惊叹，这里虽然如今略显破败荒凉，但高大的牌坊在墓园中比比皆是，颇有几分皇家墓地的气势。继续往后走就是墓区，一路浏览着身边的碑文一路前行，发现这里安葬的吴氏家族成员基本是按辈分从东往西依次顺序，当然，其中也有吴介侯（吴聘原型）的墓碑。我一路走一路认真地辨认着这些如今看起来已是风蚀雨侵，字迹模糊的碑文，约十几分钟，走马观花的我便看完几乎大部分碑文，转身准备走的时候在墓园最西边的密林旁，无意发现了三座很不起眼的墓碑。走近一看不得了，原来这竟是民国国学大师吴宓与其弟弟的合葬墓。
吴宓，一个在中国近代国学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名字，我最早的接触是在大学期间读过他的诗集《空轩诗话》，感叹才情了得的同时大概查阅了一番他的个人资料，知道他是陕西泾阳人氏，晚年居于故土。但彼时我也不曾想过先生竟也是安吴一系，更没有想到的是先生此等国学大师居然长眠在这样荒凉的陵园中，不禁唏嘘不已。
很多人提起民国文化只知鲁迅、胡适等等，却鲜有人提起吴宓先生在民国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但了解民国文化的人都知道，吴宓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同时也是当年国立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后世把他称之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早在1917年，年仅23岁的吴宓便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弗吉尼亚大学与哈佛大学就读，与后来国学史上的泰斗陈寅佫、汤用彤三人并称为“哈佛三杰”。同时，他在任职清华大学期间，也提携了钱钟书、徐中舒、季羡林等等一大批后来的文化泰斗。
先生的著作我读得并不多，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源于一本叫做《南渡北归》的书，里面生动描述了他在当时环境下对于文化传承的态度，在我看来，吴宓的才情纵然了得，但更让人惊叹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气度。
众所周知，吴宓当年是著名的红学家，据说当年昆明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黛玉，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堂”，这才作罢。
而最为极致的一个例子体现在吴宓先生的晚年，在“文革”期间，吴宓受到批判，再也无人叫他老师。有一天，吴宓独自拄着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的同时告诉他，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很感动！你一定要收下。
是的，他把老师这两个字看得重如泰山，并且为之坚持一生，这是他最让人钦佩之处。
我曾翻阅过吴宓先生的履历，他没有胡适、蔡元培那般，始终站在文化革新的前沿阵地，也几乎没有提出过什么“主义”或是什么“理论”，我能看到的只是他在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传承下去。他似乎是自私的，但在我看来他是在坚守一份执着，一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圣火倍加呵护的执着。
匠人精神，学者中的匠人精神，这或许就是我对吴宓先生最真切的感触和认知。
春日的午后，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先生的墓碑上，虫鸣鸟语交错，甚是温馨。很庆幸有这片安静的树林，让大师不受外面纷乱的尘世打扰，也很感慨，曾经在历史留下如此浓重一笔的大师安眠在这片荒僻之处，未来的青年又有几人能知道他的故事、他的言行、他的精神。
 （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供应链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