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石瑞丽
我出生在子午岭支脉一个峪口旁的村子，四岁那年，家里开箍新窑，母亲系着围裙在土灶前忙碌，差我唤工匠吃饭。我总把双手拢成喇叭，朝着河对岸使出吃奶的劲儿喊：“师傅们，吃饭了！”直喊得眼珠暴突、嗓子冒烟，仿佛这样工匠才能听见。黄土坡的回声里，母亲围裙上的洋芋泥斑斑驳驳，倒像给粗布绣了花。
母亲虽严苛，却给我无尽力量，让我深深依赖，至今恋家。小时候，放学回家听不到母亲回应，我会惊慌失措，满村寻找，甚至幻想灾难降临。可实际上母亲只是上山干活晚归，看到我和妹妹泪痕满面，她也总是会笑着安慰我们。
母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撅着屁股埋头拾洋芋入窖的样子。洋芋表皮的泥土经过晾晒已在母亲手中哆嗦落地，也弥漫在她周围，衣服、鞋子上都是黄土，鼻孔里、脸颊上、头巾上都沾满了洋芋味儿的土。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春风刚拂进山坳，母亲已把日子盘出花来。大高个儿的母亲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美人坯子，邻居老婶子见了母亲总会说：掉白面缸里啦，细皮嫩肉，白白净净的，哪像是受苦劳动人。母亲经常穿着那条咖啡色大甩裤，裤脚被灶台烧着的柴火星窜出几个洞，点缀着已经退色的面料。上衣经常穿那件手工缝制的雾蓝色条绒西装，扣子是他自己在旧衣服上摘下来的两颗琥珀色大纽扣。即使如此，经她浆洗后的衣物穿在身上更显得母亲气质不凡。农闲时，母亲也常常为我和妹妹缝制各种罩衫和棉衣，她总叮嘱我们穿戴整齐。逢左邻右舍喜事宴请，更要求我们洗净穿好，这种言传身教，让我和妹妹受益至今打理好自己的小家。
父母是种地好手，种烤烟更是行家里手。母亲在烤烟种植各环节都驾轻就熟，父亲打趣她是种烤烟的料。成为状元户时，母亲会炖肉犒劳我们，表扬几句，安排新衣新书包。她虽小学毕业，却把烤烟种植研究透彻，让邻居羡慕。
如今，母亲两鬓斑白但不失风范，依然是父亲生意的得力助手 ，算起账来毫不含糊；她依然身材匀称，面容红润，还有一股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神秘力量傍身。也常常教育我和妹妹要坚韧不拔，叮嘱我们生活是苦，但是要学会吞噬苦难，不屈不挠。生活上，工作中每当我心力交瘁、委屈不能自恰时，我都会回老家看望母亲，从她坚定的步伐中汲取能量，从她的笑谈中获取温暖。  （作者供职于沣峪公路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