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孙晓艳
“孙老先生”是我的祖父，他不是教书育人的教师，而是治病救人的医者。
读汪曾祺《钓鱼的医生》时，文中这段文字深深触动了我：“……这些生疮长疖子的小病症，不好意思多收钱的，那时还不用‘三节算账’，端午、中秋、过年，虽说不会忘，可送来的多是些华而不实的礼物：枇杷、扇子、月饼、莲蓬、天竺果子、腊梅花。乡下来人看病，一般当时付酬，但常不是现钞，要么是二十个鸡蛋，或一升芝麻，或一只鸡，或半布袋鹌鹑！要是碰上实在困难，什么都拿不出的，就由病人的儿女趴下来磕一个头。王淡人看看病人身上盖着的破被，鼻子一酸，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也白送了……”这不正是祖父行医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祖父是乡村医生，记忆中，装药的葫芦比我还高，锃亮的银针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光，院子里晾晒的药材散发着独特的药香，蝉蜕、八角等各类药材在日光下静静躺着，那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祖父亲手配制的创伤药粉，疗效丝毫不输现在的云南白药，治愈了无数伤者。
祖父精通中医，无论是头疼脑热这类常见病症，还是外科针灸，甚至是疑难杂症，都能应对自如，在当地颇有名气，十里八乡的邻里乡亲都尊称他为“孙老先生”。曾有几位被当地医院下达病危通知，甚至放弃治疗的患者，经祖父悉心医治后，竟奇迹般康复起来。
记得隔壁小哥哥被医院拒收时，祖父念及邻里关系，不仅分文未取，还自己掏钱买药。别村的大姐姐同样被医院判了“死刑”，家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请祖父出诊，并承诺若能治好，除去诊费，还会给祖父做一件当时颇为时髦的“的确良”上衣。经过祖父的精心治疗，大姐姐最终康复，可事后，她的家人却对诊费和上衣只字不提。祖父虽心里气恼，却也无意再去讨要。还有一位抗美援朝回来的大伯，小腿伤口溃烂深可见骨，无法行走，祖父为他针灸敷药。长长的银针从膝盖一直扎到脚面，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大伯也能重新行走了。
按常理，凭借祖父的医术，家里经济应该宽裕。可祖父就像王淡人一样，对小病症从不忍心多收钱，碰上实在困难的患者，不但不收诊费，连药钱也一并免去。再加上像大姐姐家人那样避而不给诊费的情况，家里的生活时常捉襟见肘。
祖父的医术和医德，惠及十里八乡。八十多岁仙逝时，乡亲们都深感悲痛。时至今日，“孙老先生”的名号和他的医术依然在乡间传颂。我们兄妹三人，也因祖父的缘故，被贴上了独特的标签。每次到别的村子，总能听到人们议论：“这是孙老先生的孙子（女）。”
祖父去世时，我还年幼，记忆模糊。但汪曾祺笔下的王淡人，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祖父的回忆之门。
 （作者供职于临潼公路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