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 艳
《巨流河》最初吸引我去读的，是它前言中的两段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抗日战争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万众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求的盼望；漫长岁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翻开书，齐邦媛以苍凉而克制的笔触，将二十世纪中国比作“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那些被战火撕裂的土地、流亡者沾满尘土的脚印、南京城头飘落的血色雪花，如同沉默的碑文，叩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书中对抗日战争的书写，不仅是个人记忆的碎片，更是一代中国人“血肉筑长城”的集体史诗——那些未被言说的牺牲、未被铭刻的尊严，都在作者的回望中重新获得了呼吸。
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当“生者不言”成为时代的隐痛。
书中反复叩问：“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被湮没与遗忘了。”这种遗忘并非个体的失忆，而是一个民族在创伤后的集体缄默。齐邦媛笔下的南京大屠杀、台儿庄血战、湘桂大撤退，没有宏大的数据堆砌，只有具体到令人心碎的细节：防空警报中颠沛流离的流亡学生、防空洞里颤抖着背诵《满江红》的孩童、滇缅公路上用血肉之躯运送物资的士兵。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构成了抗战史最真实的底色。正如作者所见，当战争结束，幸存者选择“将弹痕深埋心底”，而侵略者的暴行却在异国的原子弹阴影下被反复书写——这种不对等的叙事，恰是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我们承受了最深的苦难，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知识分子的脊梁：教育与信仰的炬火。
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巨流河》最动人的光芒，来自那些“以知识为盾牌”的知识分子。朱光潜在乐山武大的英诗课堂上，因一句“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而潸然泪下；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在东北沦陷后，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将流亡学子从饿殍遍野的关外护送到相对安宁的川渝；张大飞在战机上写下“中国不亡，有我”的绝笔信，用26岁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向死而生的浪漫”。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气节的传承。他们在战火中坚持“弦歌不辍”，用《玛格丽特的悲苦》中的诗句对抗荒诞，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守护文明的火种。正如书中所言：“知识分子为国服务应报有如何态度？”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说话的尊严”里——在乱世中保持清醒，在绝望中坚守希望。
“最有骨气的中国”：记忆的重构与民族身份的觉醒。
齐邦媛对“未被书写的抗战史”的追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民族记忆的抢救。当她痛陈“六十年来何曾为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一篇血泪记录”时，实则是呼吁一个民族直面伤痕的勇气。书中对台儿庄战役的描写充满血性：“夺回每一寸焦土时，士兵的草鞋里渗出的不仅是血，还有冻僵的呐喊”；对湘桂大撤退的刻画则饱含悲怆：“成千上万的难民推着独轮车，在硝烟中跌跌撞撞，车辙里碾碎的何止是粮食，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尊严”。这些记忆的碎片，拼凑出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中国”——它或许贫弱，却在绝境中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而作者晚年重返大陆寻根的经历，更让这种记忆升华为身份认同的觉醒：当她抚摸航空烈士墓上“张大飞”三个字时，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铅字，而是血脉相连的痛与爱。
跨越海峡的回声：巨流河与哑口海的隐喻
书名“巨流河”既是地理的象征（辽河），也是精神的隐喻。从东北的巨流河到台湾的哑口海，齐邦媛的漂泊轨迹暗合着近代中国的命运流变。哑口海“波涛汹涌却归于沉寂”的意象，恰似一个民族在历经劫难后的沉思：我们该如何安放历史的伤痛？又该如何让“最有骨气的中国”精神在新时代重生？作者以教育者的身份给出答案：通过文化传承与精神重建，让后代在“洁净的学术天地”中延续先辈的火种。正如她在台湾推动中学国文教科书改革，将《松花江上》的悲怆与济慈的诗篇并置，让年轻一代在多元叙事中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巨流河》的珍贵，在于它拒绝将历史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口号，而是以个体的血肉之躯承载时代的重量。当齐邦媛写下“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的中国”时，她不仅是在悼念逝者，更是在为生者构建一座精神的灯塔。在这个信息爆炸却记忆脆弱的年代，读《巨流河》，是一次对历史良知的叩问，也是一次对民族精神的重新锚定。正如书中所言：“所有的记忆都是为了不再让弹痕成为历史的句号。”。
 （作者供职于西安外环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