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维萍
我常常想，父亲的爱大约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物质，它不像母亲的爱那样显而易见，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小时候，我总以为世界上没有比母爱更伟大的了。母亲的爱是具体的，可以触摸的：清晨梳头时梳齿轻轻滑过发丝的触感，雨天校门口那把永远向我倾斜的伞，还有生病时额头上那双永远柔软的手。而父亲的爱，却像一本晦涩难懂的书，需要我用整个成长的过程去慢慢解读。
父亲是个朴实的农民，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手掌粗糙得能刮破绸缎。在我还未上小学的时候，他曾经是我们村小学的代课老师，教语文。我依稀记得他站在讲台上的样子，粉笔灰沾在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像落了一层薄雪。那时的父亲是温和的，会念“床前明月光”给我们听，声音低沉得像远处传来的雷声。但这份工作没有编制，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一个家的重量。于是，在我上小学那年，父亲收拾了一个帆布包，踏上了去城里的路。
父亲离家后，家里突然变得空旷起来。母亲把父亲的照片摆在五斗柜上，相框擦得锃亮。那是一张黑白照片，父亲穿着中山装，表情严肃得近乎刻板。我常常盯着照片看，试图从那些静止的线条里找出记忆中父亲的模样。没有电话的日子里，父亲的消息像断线的风筝，偶尔通过同乡捎回的口信，总是简短得令人心焦：“都好，勿念。”
父亲回家的日子是节日。他会突然出现在院门口，帆布包鼓鼓囊囊的，像圣诞老人的口袋。我和哥哥会飞奔过去，争着帮他提包。父亲的笑纹在阳光下舒展开来，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他总会变魔术似的从包里掏出各种稀奇玩意儿：包着彩色糖纸的水果糖，上发条的小汽车，印着卡通图案的铅笔盒。有一次，他带回一只会弹跳的铁皮青蛙，绿色的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和哥哥为这只青蛙打了起来，我抓破了哥哥的手背，哥哥扯掉了我的一绺头发。
那天晚上，父亲把我们叫到院子里。月光像一层银纱披在他身上，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墙角的葡萄树下。他没有责备我们，而是蹲下来，粗糙的大手同时握住我们两个的小手。我感觉到他手掌上的茧子摩擦着我的手背，有些刺痛，却又莫名安心。
“知道为什么每次回来都给你们带礼物吗？”他问，声音轻得几乎要被夏夜的虫鸣所淹没。
我们摇头，月光在我们的睫毛上投下细碎的影子。
“因为每次离开家，爸爸都会想你们。”他说这句话时，眼睛看向天空的星星，好像那里藏着什么秘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礼物的意义。那些小玩意儿不是简单的玩具，而是父亲在异乡的夜晚，对着月亮思念我们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爱的具象。铁皮青蛙的每一次跳跃，都是父亲心跳的节奏；水果糖的甜味，是他想说却未能说出口的牵挂。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也像月光一样，柔和却有力。记得哥哥上初中时，我们常常因为下象棋的输赢打架。父亲总是让哥哥让着我，但也会在睡前摸着我的头发说：“输赢就像天上的云，今天来了明天就走，不值得为它伤了和气。”当时我不懂，只觉得父亲偏心。现在想来，他是在教我人生的道理：有些东西看似重要，实则轻如鸿毛；而有些东西看似平常，却重若千钧。
岁月是无情的雕刻师。去年春节回家，我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劈柴。他的背已经有些佝偻，白发在阳光下像一团蓬松的蒲公英，随时会被风吹散。他举起斧头时，手臂上的肌肉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紧绷，斧头落下时也不再虎虎生风。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把我举过头顶的样子，那时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有力气的人，能托起整个天空。
去年的父亲节前夕，我给父亲买了件T恤衫。他接过礼物时，手足无措得像个小学生，只是反复念叨：“花这钱做什么，我衣服多着呢。”但第二天清晨，我就看见他穿着新T恤衫在院子里踱步，时不时低头抚平并不存在的褶皱。母亲悄悄告诉我，他天没亮就起来试穿了。
现在的我终于明白，父亲的爱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它藏在每次归家时鼓鼓的帆布包里，藏在月光下的轻声细语里，藏在让哥哥让着我的“偏心”里。这种爱像老树的年轮，一圈一圈，沉默地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像深井里的水，不起波澜，却滋养生命。
今年的父亲节，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回家。前一天，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他的声音依然低沉，像多年前读“床前明月光”时一样。我说：“爸，节日快乐。”他停顿了几秒，然后说：“好，好，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简单的话语里，我听见了月光下那个会弹跳的铁皮青蛙，听见了象棋落在棋盘上的轻响，听见了一个父亲不知如何表达的全部柔情。
原来，父爱从来不会缺席的，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像月光，安静地照亮我们成长的路。 （作者供职于宝天分公司）